“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父亲躺在医院抢救的病床上，我眼看着他的生命迹象慢慢消失，我周身打了一个寒战，知道世界上再也没有了我的父亲；及至几年后母亲离世，又让我痛彻心扉地领悟了前面那句很多人都在说的话。
父亲是比较喜欢我的。刚落生的时候，我因为五官周正，关系很好而不能生育的邻居请求把我过继给她家，母亲不同意，尤其父亲更不同意。差点为此两家伤了和气。我小时因为上面有哥哥姐姐，很早就接触他们的课本，学龄前我已经会写很多字。那时家里十分简陋，地面就铺的一般红砖，而一块红砖正好可以写两个字。于是，父亲每晚吃完饭都要拿起哥哥或姐姐的课本给我默写，我就用白粉笔在地上的每块红砖上工工整整写两个字，每天都会默写几十个字。如果做加减法的算术题，两块砖正好写一道题。天天如此，慢慢就变成习惯和乐趣。所以，我小学上学几乎毫不吃力，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
节粮度荒的年月，我家虽然父亲工资尚不算太低，日常开销没问题，可赶上这种特殊日月也不够吃不够花，父亲曾经和邻居结伴骑自行车到远郊去挖红薯（也是需要花钱，才能在人家收获以后捡拾一下人家不要的，或无意落下的红薯头子），但还是不够吃。我那时刚刚四五岁，控制不住地天天出出进进喊：“我饿！”父亲便在星期日用自行车驮着我，到离家不太远的国营印染厂对过的店铺买一块高价发面饼（八块钱一角，那时这可不是“小钱”），享受一次哥哥姐姐享受不到的特殊待遇。当然这种情况也并不多，却给我深刻印象。后来年龄再稍大一点，父亲到公司医务室找大夫看病，都要带着我。他的温热的宽厚的大手，攥着我的发凉的小手。医务室大夫姓鲍，和蔼可亲，那时我耳朵里装满“鲍大夫”、“鲍大夫”的称呼，给我留下一生的好印象。一次春节父亲回老家带着我，火车到达县城车站时已经晚上10点，外面漆黑一团没法再走，只得在候车室忍一宿。此时天气寒冷，西北风呼啸，候车室里也没有炉火，想眯一会儿也冷得根本睡不着，父亲让我拿出随身携带的蒙葫芦（空竹）在候车室抖起来，“嗡嗡儿”的声音响彻整个候车室，睡不着的人们也全都跟着喝彩。
父亲一生笃诚，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滞”，不开窍。不会见机行事，不会曲意逢迎，更不会说好听话。早年他跟随有建筑技术的我二爷从河北省赴津、京打工，落脚在天津，解放前夕接受进步思想，曾经帮助地下党送情报，经历过很多次危险，属于地下党外围。我在长篇小说《成色》和《地下交通站》中描写地下党员的时候，都有父亲的身影。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二天，即1949年10月2日父亲入党，当时在解放军被服厂工作，后来这个厂转为民用。多年后很多他同样情况的人都办了“离休”，而他对此却并不看在眼里。不去找当年的证明人。他资历老而级别不高，只是公司普通技术干部，却思想左倾，要求自己很严，最常看的读物是天津《支部生活》，于是带动我们都跟着看，里面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印象深刻，尤其支部生活社的专职画家阎茂如的插图，让人过目难忘。很多年以后，我在参加市里宣传工作会议时见到了老画家阎茂如，说起这件事，让他也十分感慨。1965年，国家决定父亲的公司支援国家三线建设，整个迁到新疆。因为这个公司的前身是部队后勤，人员比较整齐，素质比较高。那些日子，父亲和老邻居、老同事李宝营天天研究地图和出行路线，有着无限憧憬。似乎等待他们的是一场有趣的旅游，殊不知，此后的艰苦和流动性让他们疲惫不堪，不想回忆（他们从哈密到乌鲁木齐，到阿克苏、库尔勒、库车，建设完了就开拔）。初期，父亲在半年时间里，给家里连续写了好几封信，描述一路所见所闻，风光如何好，如何长见识，硬是把正在上中学的17岁的哥哥吸引走了。其实，那时父亲的真实想法只是需要个帮手。
记得父亲第一次回津探家，讲述了几件这样的事：初到新疆哈密，条件艰苦，大家宿在戈壁滩工地的集体工棚里，夜里会有狼出现，并能够蹿过不高的围墙，父亲说夜里狼的眼睛是绿色的，像小灯一样闪亮，十分吓人。当地老乡告诉他们：在外墙上用白灰画大圆圈，狼害怕，不敢走近，一试，果然如此。还有一次，工地上大家正在干活，天空一只大身量的老鹰突然俯冲下来，竟然伸出两爪抓住一个身材瘦小的职工脑袋奋力飞起，因为那个职工毕竟分量很重，脚底下离离拉拉不可能完全离地，大家一声惊呼，抓起铁锨木棒追上去扑打，老鹰扔下职工逃走，而那个职工受伤不轻，养了好长时间。还有一次，夜里有人起床解手时往院子里看了一眼，发现一个白乎乎的影子飘来飘去，十分害怕，那时还有人信封建迷信，就把大家叫醒一起看，一个胆大的职工抓起一把斧子打开门朝白影子砍了过去，白影子呼啦一下子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大家后半宿睡不着了，在屋里议论这件事。捱到天亮出去一看，是谁的白衬衣晾在外面忘记收了，闹了一场虚惊。而白衬衣的后背被斧子砍了一个大口子……父亲讲这些事的时候，院子里的邻居们都仄起耳朵，嘴里“啧啧”着，感觉到大西北“援建”真不容易。
父亲每年回来一次探家，每次都带来新疆的特产葡萄干和哈密瓜干，家里大人孩子和左邻右舍都跟着分享。他还经常背回“灯笼花”，连同小花盆，也不嫌沉。好几千公里，竟然背到天津。父亲一生爱养花，而且很会调理，经他手的花卉总是长得十分茂盛。在新疆，哥哥结婚后有了孩子，父亲及时把他和哥哥全家的合影寄回天津，父亲让长子孙坐在腿上抱着，笑得眯了眼睛，那种憨厚与满足感，完全是一派适应了边疆生活的状态。后来，父亲的长子孙好几次参加理科奥赛获金奖，父亲视为骄傲，逢人便说。去年，父亲的这个最爱的长子孙受到国家总理的接见，汇报他所从事的科技工作，算是为爷爷作一次脸，没有辜负爷爷的厚爱。被父亲“裹挟”到新疆支援三线建设的哥哥，也从普通工人成长为中层领导干部，后来做了《中国西部建设报》社社长，女儿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他们一家算是扎根在新疆了，完全做到了“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1978年父亲退休回津，街办事处委托父亲办一个修建队，父亲立即码了一帮人，起了照，包括老伙计李宝营也加盟了。修建队干得红红火火，一干就是十来年，为街办事处积累不少资金，街办事处为此盖了房解决不少人的没房问题（那时建房成本很低，房价也低），还答应为父亲解决房子。父亲在新疆有房子，但在回津时交了，而不是卖了。多数人是变卖的。父亲说，还是交给组织好。现在故伎重演，老伙计李宝营提出修建队自己多分点，用不着等待街办事处解决房子，咱自己解决——钱是咱自己挣的，为什么把主动权交给别人？父亲不同意。李宝营见父亲如此死脑筋，便与父亲分道扬镳了。共事一辈子的老伙计就如此分手了。他们可是从一建国就在一起，又一同去的新疆，肩并肩干了这么多年啊。以前两家来往密切，如同近亲，这下可好，从此行同路人。可见父亲脑筋的“滞”有多滞。
每个月我替父亲去留守处领退休金，经常听到一群退休的老职工闹嚷嚷的议论，而往往以牢骚为多，一次一位老职工说：“当年我们这些老帮K都是老脑筋，啥也没落着，现在小帮K们脑筋活络多了，让他们在新疆折腾吧。”话里话外不上算。但这种话父亲从来不说。去新疆肯定是一种响应国家号召的奉献，既然奉献了，就不说后悔话了。这是父亲的性格。父亲爱看报纸，也支持我写作。2006年，唐山抗震救灾3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天津工人报》的朋友约我写一篇作品，因为他知道我曾经随部队在唐山抗震救灾两个多月。于是我写了中篇小说《想回唐山看一看》，在天津工人报上连载。一连几个月，父亲每天下楼在报箱取报纸，拿上来后别的不看，先看唐山这段。还提出自己的见解。但有一次却对我说：“你还是写点武侠小说吧。”我明白，父亲怕我因写作而惹事。写现实题材确实担着风险，你知哪句话写得让别人不爱听而招来麻烦？可见父亲的“滞”其实是一种带自保性质的智慧，只是有时让人难以接受。晚年我去父母家去得最勤，经常是姐姐包了饺子由我骑自行车送去，有时我买好蔬菜一起送去。我们还带父母一起逛了北京故宫，上了天安门城楼，参观了人民大会堂，拍的照片他们爱不释手。而且，平时只要有空，我们都和父母小聚，他们需要什么，我们都及时送到。所以父亲临终两个月前基本不认人了，不论谁去他都说：“老二来了？”只以为是我来了。父亲在哪里都是让人放心的，愿他在天堂也依然如此！
作者简介：
岩波，原名李重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加拿大中文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长篇小说《理想国》《红星谱》等20余部，逾600万字，多次获国内外奖项；长篇纪实文学《风雨毛乌素》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2022中国农家书屋重点推荐书目》，入选中宣部、农业农村部《2022中国农民喜爱的百种图书》，入选教育部《2023全国中小学图书馆重点推荐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