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父亲 • 作者：毛式薇

我的父亲毛信华，自幼聪慧好学，性格温和，品行端方，因此深得长辈、师友及弟妹们的赏识与信赖。

1937年，年仅18岁的父亲高中毕业后，只身来到上海，一边求学，一边协助料理“毛源泰”绸布庄苏杭分行事务。那一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杭州已沦陷。父亲孤身夜行，冒险前往杭州分行，在日军眼皮底下机智周旋，成功追回货款（其中惊险情节，这是后话）。也正因为这份胆识与担当，为毛氏家族挽回了一部分财产。此事亦令当时经营“锦泰染织厂”的上海实业家胡开航先生——也就是我的外公——对他大为赏识。母亲曾说，外公评价父亲：“少年老成。”

1940年秋，毛、胡两家联姻。21岁的父亲，时为上海法学院学生；18岁的母亲，高中刚毕业。两人在上海举行了一场颇为隆重的婚礼。

1943年早春，我出生于上海法租界的法国医院。那时战乱频仍，疫病肆虐，我一出生便患上急性白喉。高烧、呼吸困难，甚至失去了吸奶能力。当年的医学资料记载，婴儿患白喉的死亡率100%，家里甚至已准备小棺材。父亲却坚持请求名医邝安堃全力抢救，又不惜重金从黑市换来血清为我注射。由于我无法吸奶，24岁的父亲便用鱼肝油滴管，一滴一滴地喂我，日夜守护，反复清理咽鼻分泌物。

后来母亲告诉我：那个可怜的小婴儿，浑身扎满针眼，连哭声都发不出来。正是因为慈父与良医的守护，我竟奇迹般活了下来。母亲带着2岁的哥哥和幸存的我被送往祖父处（大镇坂）。

法租界沦陷前全家都分别离开上海，当时读高中的三叔毛信礼也随父亲南下，且入伍远征军。

抗战时期，父亲在校期间成绩优异，曾任经济系班长。因当时国共合作，大学生按国民政府规定统一加入“三青团”，校长诸风仪曾发给父亲一纸“三青团副区分队长”委任状。学生们不过把它当玩笑起哄一番，父亲本人也从未参与任何相关活动。然而谁也未曾想到，若干年后，这张纸竟会成为一场无妄之灾的导火索。

事实上，在国共合作前，父亲一直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他曾与几位同学深夜割断绳索，放走被强抓的壮丁，因此一度被国民党以“共党嫌疑”逮捕入狱，后经校长严正交涉才获释放。

1945年8月15日日冠投降后，海内外家人欢乐地回沪团聚。我记得法华路公寓里的家庭生活，记得母亲的摇篮曲，也记得父亲送给我的圣诞礼物。母亲总说父亲太宠我，“有求必应”。我至今仍记得那只毛茸茸的小白兔。后来兔子长大，咬伤了我喂食的手指，父亲耐心安慰我，并陪我一起将它送去中山公园放养。

那时，父亲已受教育界赏识，被委任为上海教育局视察官，负责上海各公立中小学的教学督导及校长、教师的专业考察。同时，他还被黄炎培校长特聘为上海商科大学经济系主任。许多流亡返沪的失业文人生活困顿，父亲总是认真依据其专业特长安排教职能让他们靠“掐粉笔头”谋生（沪语；用粉笔写黑板上课）来养家糊口，他为这些文人们解决了生存的燃眉之急却从不收受任何酬谢。

父亲为官清廉，坚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当时社会贪腐现象并不少见，而教育界与司法界却相对清白，经查没有一个贪官，这也成为他后来不愿赴台湾的重要原因之一。

1949年十月新中国成立时父亲30岁，学界职称巳评为副教授。上海首任市长陈毅元帅召开各界知识分子代表大会、父亲是2000名被邀请的代表之一。会上陈毅热情发言：新中国。新上海的建设以后就要依靠你们了，各位就是我的军长、师长……父亲和所有的代表一样，心潮澎湃，以满腔的爱国热情投入工作中！然而，命运的转折却悄然降临。

1954年肃反运动开始，因为父亲曾在旧教育局任职，加上当年那张“三青团委任状”，他受到审查。幸而那时许多师长、朋友尚在，包括黄炎培先生等，都仗义执言，为父亲证明清白，这场风波总算过去。

后来，父亲离开教育界，到“锦泰”负责财务管理。那几年，是我们家最安稳幸福的日子。父亲兴趣广泛，爱写诗填词，喜收藏艺术品，养热带鱼，研究烹饪，也酷爱京昆艺术。他尤其崇敬京剧大师周信芳，常说：梅兰芳蓄须避港，是消极抗日；而周信芳在沦陷上海公开演《抗金兵》，鼓舞民众抗日，才是真英雄。

我们一家人过着平静温暖的生活。逢年过节，亲友团聚，两大桌人热热闹闹吃饭，饭后便开家庭音乐会。外婆总会笑着唱《打倒列强》，孩子们放烟花，大人们谈笑风生。那时谁也不会想到，风暴正在逼近。

1958年中秋，一个阴雨傍晚，一家人正围坐桌前准备吃团圆饭，忽然冲进一群便衣人员，当场带走了父亲。临走前，父亲努力镇定地对我们说：“没事的，我会回来的。”

然而，他再也没能真正回来。

后来母亲才得知，父亲被送往安徽白茅岭采石场“劳动教养”。我那年15岁，从去父亲办公室领取遗物开始，第一次真正承担起家庭责任。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办公室门口贴着父亲“历史反革命”及“鼓动群众闹福利”的罪名公告。我强忍泪水，把告示一字一句抄下。昔日与父亲谈笑风生的同事们，此刻都沉默低头，空气仿佛凝固一般。我知道，他们不是冷漠，而是不敢。

 后来我们才知道，父亲因坚持维护工人福利待遇，反对侵吞奖金的行为，得罪了上级，终于有人借那张早已作废的“三青团委任状”进行打击报复。

白茅岭劳教生活极其艰苦。父亲本是文弱书生，从未做过炸山采石这样的重体力劳动，加之全国饥荒，很快便患上肝浮肿、支气管炎等疾病。

家里的人都很担心。为了能维护遇难的亲人的生存。上海的家屬，只要有点办法的，都尽量的弄一些营养品送过去。六零年，我妈妈装了一个白铁皮箱，给爸爸送去了各种高脂肪高蛋白的食品。第二年，我81岁的祖父执意亲赴白茅岭采石場送营养品和探望自己的儿子。

那时正值清明时节，祖父不幸染了风寒，竟病逝在白茅岭！当局知道祖父是辛亥老人，他们征得一具楠木棺并协助办理了丧事破例放我父亲回沪。祖父不惜用自己的性命換回了我父亲的自由！

此后，父亲身体每况愈下。文革期间，更因长期压抑与病痛折磨，最终罹患肝癌。1970年7月15日，父亲在病痛中离世，年仅51岁。

临终前，他仍天真地盼望：“四届二中全会后，我的问题会解决的。”

直到1978年后，我们不断申诉。1982年5月，政府终于正式撤销1958年对父亲“劳动教养”的错误决定，彻底平反昭雪。

可是，那位风华正茂、胸怀理想、清廉正直、热爱生活的父亲，却早已长眠地下，再也等不到属于自己的春天。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岁月可以冲淡许多往事，却无法磨灭我对父亲的记忆。

我始终记得，他深夜守护病婴时的慈爱；记得他面对贫寒教师时的善良与公正；记得他遭受苦难时依旧保持的体面与尊严；也记得那个中秋之夜，他临走前那句平静的话：“没事的，我会回来的。”

父亲的一生，有理想，有担当，有温情，也有时代强加给他的苦难。他不是历史书上的英雄，却是我心中真正的君子。

谨以此文，追忆我慈爱而伟大的父亲。

作者简介：
毛式薇，83岁。上海出生，祖籍浙江衢州，原从事重型机械工程设计（上海市科协自然科学学会会员，上海机械工程学会物料搬运学会会员。2000年移居加拿大，並在各社区，任义工。爱好：音乐午蹈，安省中国美朮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