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父亲说，他大约五岁才开始懂得一点事情。那时他们住在百侯溪南，一座叫“余水轩”的屋子——他也不敢肯定名字是否准确，只记得是在观音亭右边的一幢房子里。他猜想，自己大概就是在那间屋子里出生的。
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在家的时候很少。听说爷爷好赌，在乡下输了很多钱，欠了一屁股债，后来索性跑到外地去谋生了。因为还不起债，家里的房子和地都被卖掉。父亲小时候最喜欢住的那间余水轩，有一个窗户正对着河流，空气很新鲜。屋门口种了许多花，一年到头都能闻到花香。隔壁住着文昌伯，常年在溪里钓鱼，父亲常常看着他钓上大鱼来，觉得十分有趣。隔着一个天井是满婆一家，她家比谁家都富裕。逢年过节，满婆总在礼堂中间布置神位，摆上香炉、蜡烛、灯笼，大门口还要挂两只大灯笼。父亲还记得，自己七岁时，有一次劈柴煮饭，不小心把左手的一个指节砍伤了；右手也曾被烫伤过。
父亲五岁那年就入了学。那时候还是老学制，老师留着一条辫子，很严厉，动不动就打学生。他读了一年的《人之初，性本善》。后来转到思成学校去。去思成学校，每天都要经过百忍楼。上下学路上，他总和他的堂兄弟们结伴。思成学校让他觉得满意，因为老师不打学生，还教唱歌、体操、手工。他记得每年双十节，学生们自己糊提灯，晚上排着队游行，吹着小喇叭，敲着小鼓，脚步整整齐齐，还一路唱着歌。
大了一点，父亲便常常去龙树下捉一种叫“金狗子”的小虫，有时也去大作门看河水奔腾的声势。他听说大作门对面有个石岛，形状像一只鸭子浮在水面上，叫“鸭子生紧春”。那岛上有一座石头坟，传说还生过金鸭蛋。父亲觉得那都是些迷信的说法，不大信。
河对岸的溪北有个狮子岩，晚上点上两串灯笼，灯光映在水面上，确实好看。还有一座完形山，一年四季都是绿的。下村的竹林旁，溪北有大片的沙滩，每年都有外江戏在那里搭台表演，热闹得很。百侯逢三、六、九是墟日，四面八方的农民挑着农产品来卖，买了日用品再回去，街上自然热闹。百侯街只有一条主街，墟场设在市科子、十字巷、大宗那一带，是顶热闹的地方。
父亲从小就喜欢游山玩水。在他的眼里，家乡百侯东边是车头，西边是马坡山，南边是含空头，北边是萧屋，中间一条河穿过去。河的南北都是沙滩，上下村都有河流经过。听人说百侯有小西湖的美称，父亲却觉得单论天然风景，西湖还比不上百侯。百侯有天然的八处景致，早晚看溪水，颜色都不一样。西南方向的山很高大，西北有上寨和下寨，都是游玩的好去处。上下寨都有小瀑布，还有庙和塔，供着些奇形怪状的神像。下寨有个制碗厂，用水力来舂泥。
每年清明节扫墓，拜祖宗，叫做“祭墓”。因为我的爷爷常年不在家，父亲便代表全家去。他到过四氏的田心肝墓，八氏的石子科，还有九氏、十氏、十六氏的墓。最远的是乌石坪，天不亮五点出发，回来时常常已是晚上七点。一路上风景很好，他和几个小孩子一边跑一边玩，还采“档呢子”吃。每次祭墓都有人吹奏民间音乐，倒也不觉得累。他后来跟我们说，所谓的祭墓，其实就是一次野餐。烧了香、放了鞭炮，在坟墓四周撒了纸钱，把墓碑重新描过，割掉坟头的杂草，子孙们磕完了头，便就地吃起东西来。菜色最好的要数四氏祖公的坟。那些开销，都是从祖上传下来的田地里，靠收租得来的钱支付的。
乡下最隆重的节日是春节。可父亲记得，每到春节，他的母亲——我的奶奶——就发愁。爷爷在外头，很少寄钱回来。奶奶常常让他拿着首饰去当铺当了，等家里的烟叶收了，再把首饰赎回来。父亲小小年纪便学会了去当东西，心里头却总不是滋味。奶奶也喜欢赌钱，不过只在过年那几天，她爱玩一种叫“年宵”的，掷骰子。说来也怪，她每年都能赢不少钱，有时能赢两三百块。在方至那个地方，掷骰子能连着玩两个月，一直玩到农忙才停。
过年那几天，家家户户贴对联，门口挂上新灯笼。晚上灯火通明，锣鼓喧天，天上放着火箭，鞭炮噼噼啪啪地响，老人小孩都穿着新衣裳。
正月十五是最热闹的一天。白天舞狮、舞龙，晚上舞鲤鱼，还有迎景、迎神、迎灯。人们提着一串一串的手提灯笼，队伍长得像一条火龙，足有四五里。民间音乐一路吹奏着，一直闹到深夜。
端午节，河里有赛龙舟的，锣鼓喧天。岸上还有纸扎的龙船，信男信女们去烧香磕头。父亲这样的小孩子，总喜欢围在船边，去摘船上的鳞片。那天家家户户都吃粽子，街上放假，歇业一天。
七月半是拜鬼的日子。沙滩上办集会，烧很多纸钱、纸衣裳、纸箱子，和尚在旁边念经敲木鱼，据说要连续搞三天，才能避开妖气。父亲认为那都是封建迷信的老习惯。差不多同一个时候，十字巷的天坛也搭起了福棚，庙里供了许多神像，摆了好些祭品，家家户户也都拿些东西去摆着。
八月半中秋节，稍微富裕些的人家，都在门前摆上神台，朝着月亮，放上花生、柚子、斋果之类的东西。父亲记得百侯中秋的月亮格外明朗，溪水里许多年轻人在划船游玩，远处传来箫声和山歌对唱，一直要闹到深夜才安静下来。大作门湍急的流水声远远传过来，反倒让累了一天的人们很快睡去。
大约八岁的时候，因为房子被爷爷卖掉了，父亲一家只好搬到方至去住。那是一栋很老的平房，里面住了二十多户人家，有三个天井，中间是礼堂。他们住在左边天井旁边的一个房间里。那时候差不多家家户户都养一两头猪，还有鸡鸭和狗，又脏又臭。房子左边是菜园和厕所，气味难闻，父亲一直很不习惯。
就是从那时候起，百侯的灾难来了。每年春天鼠疫流行，听说得了就没法治。一年要死上千人，到处是哭声。人们纷纷逃到别处去，到九月才敢回来。每年春节后，奶奶就带着父亲去外婆家所在的村子——茶龙。那地方离百侯六十里路，要经过巨村、梯子岭顶，翻山越岭，早上五点就动身，一直要跑到晚上六点多才能到。每年他们都在茶龙外婆家住到九月才回百侯。
父亲说，百侯除了鼠疫，还有兵灾。军阀混战，打得死尸遍野。大沙坝上经常枪毙探子，好几天没人收尸，烂在那里，野狗跑来啃，吓得人要命。那时候人人都要随身带一块樟木，说是可以避毒，其实一点用也没有。所以大家都抱定一个主意：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有的出洋，有的去上海、香港谋生。父亲照例每年去外婆家逃难，一住就是半年。
茶龙是一个小村庄，四面都是山，外婆的屋子靠在山前，有三层楼。凡是去大埔县的旅客，都要从屋前的大路经过。村里有两处泉坑，水很清凉。夏天父亲就在坑里捉小鱼，有时外公带他去捉虾，有一回捉了两三斤回来做菜。田螺也多，他常去田里拾。他喜欢春天的桃花，风吹过来，有阵阵清香。村口有个叫白水载的地方，有一座很大的佛寺，寺里有个小卖部，卖些糖果饼干。村里的泉水都流到白水载，在那里形成一道很漂亮的瀑布，水声很响。父亲夏天常去那里玩，但那地方很危险，有“高垣险壁”的说法，底下是一个深潭。那时候他还不会游泳，九岁那年有一次在百侯差点淹死，幸好有过路人救了他。所以他在深潭边总是害怕的。
离茶龙五里地，有个比较大的市镇叫丫鹊坪，父亲常跟着别人去逛，有时也跟奶奶去买点日用品。丫鹊坪又叫大郑，隔着河是小郑，一个小村庄。从茶龙到大埔县城大约二十里路，父亲跟奶奶和弟弟曾在县城住了两个月。那是他第一次看见轮船，觉得稀奇得很，黑黑的浓烟从烟囱里冒出来，船走得飞快。听说是从潮州开来的，每天有两班。大埔县城有城墙，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县城每年都发大水，他去的那年正好赶上，水五六天才退。马路上成了河，做小买卖的照样撑着小船在街边做生意。在父亲眼里，大埔县城是个很古老的镇子。
茶龙的年轻人到了十六七岁就出去谋生了，有的去老龙，大多数还是下南洋，所以乡下总是冷冷清清的。茶龙村有所老学堂，可奶奶不让父亲去读书，因为等百侯那边稍微平静了，他们就得回去。从八岁到十二岁出洋前，父亲每年都要到外婆家逃难，每次要住半年。茶龙是山区，晚上人们都早早睡了。村里经常有老虎出来找东西吃，父亲记得有一天下午，谢家的两头黄牛被老虎咬死了，全村人敲着锣把老虎吓跑，把死牛抬回来杀了卖。茶龙也有豺狼出没，但父亲说他自己从没碰见过。有一年天旱，村里请了很多神像，敲锣打鼓向老天爷求雨，求了好几天，老天爷一滴雨也没下。奶奶则天天打听百侯的消息，担心自家种的烟叶怎么样了，是不是也荒了。
父亲十二岁那年，南北两方的军阀在百侯村里打了起来。炮声隆隆，子弹乱飞。奶奶慌慌张张地给他们兄弟俩备了二斗米，让他们赶紧逃难。一路上到处是兵，子弹打在河面上像雨点一样。他们跟着逃难的人群跑到车头村的山背后，有一个神庙，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九点了，庙里挤了一百多个难民。父亲吓得不想吃东西，也睡不着。第二天，有些难民继续往远处逃，父亲和弟弟则爬上一座高山，朝百侯的方向看动静。中午在庙里煮了点饭吃，难民们都跑光了，只剩下他们兄弟俩。最后他们决定回家。一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军队和行人都没了，冷清得很。到家一看，奶奶说很多东西被兵抢了，家家户户的大门都被砸开，养的鸡鸭也都被抓走了。河里漂着死尸，顺着水向西边流去，人心惶惶的。
也就在那年，父亲接到爷爷从新加坡写来的信，说在新加坡找到了职业，生活比较安定了，还寄了三十块钱回来。乡下正兵荒马乱，奶奶决定带着他们去新加坡。他们先从百侯坐船到汕头，路上经过了潮州的湘子桥，还上去玩过，摸了摸桥上的铁牛。从百侯到汕头，在船上足足过了七天七夜。父亲后来回忆说，沿途风景很美。在汕头的客栈里住了五天，奶奶买了大舱的船票。船舱里空气很臭，船一开大家都吐了，气味实在难忍。船上人又多，又熬了七天，总算到了新加坡。
作者简介：
杨元光，1962年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毕业。1988年荣获上海市优秀教师奖。同年获得高级教师职称。1990年被上海市政府授予为中学教师的最高荣誉——上海市特级教师。1994年荣获上海市侨界杰出人士称号。1995年荣获全国侨联优秀人物奖。1999年移居加拿大养老。2025年6月荣膺安大略省 Outstanding Senior Volunteer Award（杰出长者义工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