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22日，我父亲出生在四川东北部大巴山区的巴中市枣林乡八字村，一个山坡上贫瘠的农村。大约在1946年，爷爷被国民党抓壮丁，两年后，潜逃回家，四处躲藏。爷爷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好喝酒，嗜鸦片，卖掉了几乎所有家当和土地，家境因此由富农破败为贫农。父亲幼时的这种清贫家境，使他征兵入伍和后来任职都顺利平安，尤其免于在四清运动和文革期间遭受批判或批斗。
父亲上完私塾小学，家里无力供养他继续学业，十二岁便辍学，下地干活助家。1956年3月，适逢国家征兵入朝。为生存糊口，在父母鼓动下，他应征入伍，被分配到炮兵部队。在沈阳集训后，驻守朝鲜，保卫停战后的和平。三年后，他随部队回到哈尔滨休整。1951年，中央在海南设置垦殖场，动员安置全国退伍军人前往海南拓荒垦殖。1960年3月，父亲所在部队下达指令：遵照毛泽东“加强防卫，巩固海南“的指示，赶紧回乡找个伴，开赴海南搞建设！
回乡后，经人介绍，父亲与东兴乡王八村未满18岁的母亲见面。父亲恳请母亲父母同意带她一道去海南。能跟退伍兵成家生活，他们觉得可靠，也减轻了家庭负担，便答应了。
半个月后，父亲带着母亲，乘坐绿皮火车奔赴海南。在奔赴海南途中，按照军队建制，他们被组成连队。父亲被任命为副连长。火车经广元绕道西安，途经”郑州，抵达湛江，耗时6-7天。大部队在湛江修整2-3天后，在海安港轮渡，抵达海口。
在海口待命2-3天后，父亲带领连队队员乘坐解放牌大货车来到了儋州县南丰镇，修建松涛水库渠道。一年后，休整了2-3个月，又去昌江叉河车站砸石子，用于铺建铁路。又过了一年，1962年元旦，父亲连队奉命乘坐货车，经三亚崖城，来到位于保亭县毛岸镇、成立四年多的通什茶场。在先前驻扎茶场的江苏退伍兵挑担带领下，父母落脚金灶岭小学所在地，搭建油毛毡房，临时住扎下来。1962年，我哥哥海伟在那儿出生。
1962年初至1965年7月，父亲担任茶场仓库管理员，管理生产资料（如农药、化肥、工具、用具）和生活用品（如粮油、雨衣、胶鞋）。每天一早，他便去场部上班，晚上很晚才归家。母亲忙于砍山、开园、种茶。队里建有集体食堂，职工们去食堂打饭，打热水，回到住处只是休息，过着典型的集体生活。
1963年中，连队整体搬迁至山下一公里处的金灶三队，住上了新建的三排土墙瓦房（排房），每排容纳十几家住房。母亲调岗茶苗苗圃，工作相对轻松。
那时候，孩子几乎都是在家里自然生产，缺医少药、无医疗设备，产妇和胎儿时有殒命。1964年10月，在三队排房里，在邻居帮助下，我诞生了。父亲在海口出差，要三天后才能回来。姑姑当时十一岁多，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母亲便自己动手消毒，给我剪扎脐带。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能活下来的，都是命大。
大约1965年7月，我九个月大时，根据场部指令，我父亲前往毛真七队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九个月后，场部又调令父亲前往红河十四队担任指导员。母亲嫌远，没有老乡熟人，不愿去。父亲为顾全家庭，向场部请示担任四队指导员。我们一家四口于1966年4月搬往金灶四队。
我十三岁前的时光，大多是在四队度过的。大约三岁时，我得自己沿着四队排房一侧的土路上坡大约一公里，途经两侧大片菜园，来到茅草土墙搭建的幼儿园。孩童们在屋前土坝上嬉戏、游玩、做操，不时流窜到幼儿园周边的池塘、小溪和灌木丛，爬石头，下溪流，摘野果，掐野花，其乐无穷。六岁时，我得自己下坡一公里多去金灶小学上学。
那时候，母亲白天上山种茶、采茶、种杂粮，下班后参加队里组织的各项义务劳动，几乎没有休息日。父亲则忙于政工、开会，处理队务。他常走下山，去三公里外的场部开会，回队就召开全体职工大会，传达会议精神、布置安排集体生产生活。
每年十月至第二年三月，是海南凉爽旱季。茶树没有茶青可采，职工则剪下茶树的枝桠老叶，在球场旁边的大锅里翻炒后，装入大麻袋，我们管它叫茶叶包。茶叶包被运往海口，做成次品茶砖供应岛外饮用。孩子们最喜欢在堆积如山的茶叶包上翻跟斗、上蹿下跳，在茶叶包堆里做洞穴，玩“躲猫猫”。
队里在食堂兼会议室召集职工大会时，职工边听边剥花生，用于播种和榨油。孩子们在长方形的餐桌下爬来爬去，寻找大人遗落的花生米，以打牙祭。有时，大人们见孩子们可怜巴巴，偷偷递给我们一小把花生米。这种施舍，让我们格外开心！
1968年4月，妹妹出生。父亲管教我们三兄妹，是家长制老一套，是非对错由他说了算，不容争辩。我和我哥哥不听话，不服管，父亲会很生气，轻则罚跪站，重则打屁股。
沿上坡土路进入四队，右侧是一排茶青房和仓库房。仓库里不时堆放着带壳干花生麻袋包。我和小伙伴在隐蔽的库房背面，用棍子伸进窗户格栅，戳开麻袋包，伸小手抓取花生解馋。有时，我和小伙伴趁大人不在附近，偷偷潜入菜地，摘黄瓜吃，掰甘蔗啃。这种事儿，千万不能让父亲知道。他知道了，会觉得当指导员的，连自己孩子都管不好，很没面子，肯定一顿罚打。因为偷拿偷吃，我们肚子里滋养了蛔虫，每年得吃糖丸驱虫。瞅着一堆打下了的蛔虫，感觉挺害怕，但动摇不了我们偷拿偷吃、不注重卫生的坏毛病。
我家搬到十二队后，有一天晚上，哥哥偷偷骑车十公里去通什市看日本电影《望乡》。回来后，被父亲责骂还顶嘴，父亲便拿藤条抽打。哥哥斗气拿来一根扁担，扔给父亲：“拿扁担打！”父亲的惩罚，本想让哥哥认错；未料到，他拒不认错反而硬杠，父亲不忍下手。这助长了哥哥叛逆不羁的嚣张气焰。
海南夏季中午很热，为预防中暑，职工大都在家午睡。父亲午睡时，强迫我和哥哥午睡。趁父亲睡着，我跟哥哥溜出门，去溪里钓鱼摸虾。父亲醒来不见我们人影。我们回来后，免不了一顿训斥。若我们态度不好，父亲会沿用他管教惩罚的严厉手段。我们抓获的鱼虾，母亲做成晚餐，父亲倒也不拒绝享用。在短缺年代，每餐的蔬菜和荤菜都很少。每当父亲习惯地大口吃菜嚼肉，我跟不上他的节奏，怕吃不够，便心存不满，但从不敢表达。
1969年4月，广州军区成立生产建设兵团，通什茶场更名为三师二团。1974年9月，兵团建制取消，父母所在三师二团又恢复国营通什茶场。大约在1978年，父亲调任十二队支部书记，又于1984年调任九队支部书记，大约于1991年退休。那时候，茶场出产的金鼎牌五指山云雾红茶，质优价廉，参加广交会，远销英国，享誉中外。
我从小体弱，经常发烧。严重时，母亲得请假在家照顾，喂药打针。父亲为了我好，也为了减少他们的麻烦，带我去十余公里外的南圣部队医院，割除了扁桃腺。
父亲知道我不是干体力活的料，便很支持我的学业。大约上初中暑假时，父亲花钱送我去牙挽农垦师范学校，在通什农垦系统中学教师培训班上插班跟课。师范学校距茶场十二队有八十来公里。带我去的时候，我们乘坐茶场前往海口的货车；回家时，他只能沿马路边走便招拦过路车。上高中时，父亲带上我和礼茶，去拜访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首府通什市的熟人，为我争取插班考试机会，冀望能进入当地最好的自治州中学。很遗憾，我成绩欠佳，未获录取。
后来的寒暑假，父亲送我去通什师范专科学校继续补习，请该校老师给我补课。当我1981年高考落榜后，他又支持并安排我去保亭县中学复读一年。
那时的交通很不方便。父亲送我去补习或复读，回程时，他得沿路招拦过路车。有时走上几公里才幸运搭上。没有搭上过路车，他只好走路十几公里甚至二十几公里回家。父亲对我学业和教育的全力支持，给了我更强劲的动力和强烈的愿望：一定不辜负父亲的期望，考上大学，报答父亲的苦心和付出。
山里长大的孩子，难得棋琴书画的熏陶和培养。上小学四年级时，为活跃职工生活，场部给四队分了两把二胡，由父亲保管。父亲便督促我和哥哥跟他拉练；母亲则喜欢哼唱经典和革命小调。上初中后，我参加了中学乐队，有了更多练习机会。上大学后，我发现我的音乐素养比一般同龄人要好。我自信地报名并入选大学乐队续拉二胡，更有机会上台拉胡献唱。我还自费去校外师从专家练习手风琴和男中音。可见，父母的兴趣、爱好和引导，在娱乐贫乏的年代，对孩子兴趣爱好的培养有多么重要。
上初中后，我特别喜欢学英语。父亲给我买了一台收音机。我从北京邮购了英语课本，跟着唯一能收听到的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听学英语。大约在1980年6月，英文《中国日报》试刊。在我请求下，父亲又从微薄工资里挤出订报费，支持我订阅。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2年高考，我考得412分，上了重点线；其中，我英语得了82分，在自治州八个县里得分最高。
尽管上了重点线，我却被名不见经传的北京财贸学院录入工商行政管理专业，成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系统的后备人才。我能去北京上大学，山窝里飞出金凤凰，在茶场是一件很轰动的喜事。茶场领导和老乡们纷纷前来道贺，父亲觉得特有面子，也很满足。毕竟，他的付出有了回报，享受这份自豪、满足与开心，我很理解。开学前，父亲送我去221公里以外的海口市秀英港乘船经广州去北京，茶场领导派出专用吉普车给我送行。
大约在1992年，父亲退休；母亲也在1994年3月退休。退休后，他们来深圳帮我们带儿子。2008年4月，女儿在北京出生后，父母又到北京帮我们带女儿。
女儿一岁后的那年秋天，我和太太决定让父母解脱帮带孩子的幸苦，出钱让他们回四川老家探亲。父亲那时有高血压，但不严重，所以不重视。玩完九寨沟，又上峨眉山。不幸在山顶晚餐时脑溢血，急送山下峨眉山医院抢救。住院三个多月后，落下半身不遂，返回海南康养。
父亲中风后，体格和机能很快衰退。每次回去看望他，临走时，他都依依不舍，不断询问何日再回来。这份割舍不了的父子亲情，让我无法忘却。母亲悉心照料父亲十五年多。2024年7月6日，父亲因脏器衰竭去世。去世前三天里，父亲不吃不喝，人形枯槁。看他临终视频，回想他曾经强壮敦实的体格，不禁悲由心生，感慨生命脆弱。
母亲谈到父亲时，说他一心为党为公，为人老实，工作勤勉，不谋私利，欠顾家人。父亲的为人处事风格，塑造了我的性格，影响了我的人生。谨以此文，表达我对父亲的怀念和感恩！
作者简介：
李海青（Hutchison Lee）是安大略省执业律师， H. Lee Law律师所创办人，致力于为华人提供安大略省及加拿大联邦法律服务。李律师也具有中国律师资格，曾在中国领先律师所执业近20年。李律师热心华人社区公益事业，现担任加拿大中国高校校友会联合会（CCAA）、复旦大学多伦多校友会（FUATA）、奥克维尔华人联盟（OCN）、加拿大高校文学社 （CLAHE）等多个非盈利组织法律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