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父亲毛秉有出生在陕西省宝鸡市十里铺。由于家境贫寒，他从小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父亲童音未变时，就被招进荣氏家族由武汉迁来的申新纱厂当工人。起初，他的主要工作是在厂区种树。父亲年龄虽小，但他干活从不偷懒，和大人们一起挖坑、栽苗、填土、浇水，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窑洞工厂”建成后，父亲被分配到细纱车间上班。车间里大部分是女工，她们心灵手巧，干起活来敏捷利落。和她们相比，父亲显得有点笨拙，接线头的速度总跟不上。于是，他诚恳地拜了一位大姐为师。师傅对他说：“棉线有棉线的脾气，你跟它犟，它就断；你顺着它的势，它就服你管。”说完还手把手地教他。父亲把师傅的话牢记在心，一天就练了50多个接头，下班后仍反复琢磨，回到宿舍拿着线头继续练习。经过无数次实践，那些毛茸茸的纱头在父亲指尖轻快地咬合在了一起。不久，他竟然成为车间里屈指可数的技术能手。
有一天，父亲下了夜班走出“窑洞工厂”，极度困乏的他没有回宿舍，直接往露天的棉花堆旁一躺，就呼呼大睡。熟睡间，日寇的飞机轰炸了申新纱厂，一枚炸弹正巧落在了棉花堆里。父亲被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惊醒时，周围已是一片火海，他的身子被掀翻的泥土掩埋。万幸的是，他最终从土里爬了出来，只受了点皮外伤。
抗日战争中，父亲所在的“窑洞工厂”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尽管头顶敌机轰鸣，地面爆炸不断，隐藏在“地道”里的3000多名员工依然坚守岗位。他们将生产出的大量军需和民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日前线和陕甘宁边区。
解放后，申新纱厂改名为国棉十二厂，开始为新中国生产纺织面料。父亲继续在那里夜以继日地奉献着青春。1958年，由于孩子多、负担重，所得的工资难以维持生计，他便辞职回乡务农。
父亲很快融入了生产队这个大集体。春天，他施肥播种、扶犁使耙，双手磨出了厚茧；夏天，他割麦打捆、扬场脱粒，脸上布满了灰土；秋天，他收割谷子，掰玉米棒，手指被叶片划出血口。冬天，他挖土打夯、抬筐挑担，肩膀上压出褪不去的红印。他参加集体劳动时不惜力气，重活脏活总是抢着干。每次评定工分，社员们都异口同声地给他最高分。
父亲每天能挣10个工分，才折合几角钱。为了养育我们六个姐妹，他吃尽了苦，受尽了累。
当时，我们一家八口蜗居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厦房里，生活起居极不方便。为此，父亲向生产队申请搬迁，宅基地被划分在半山坡上。那里的地势高低不平，中间还有一个大土丘。父亲便开始“愚公移山”。白天，他要为生产队干活；到了晚上就扛着镢头、铁锨，拉着架子车上了自家的工地，挥汗如雨，挖土不止。经过几个月的苦战，他硬是用双手把土丘平了下去，移出的黄土填满了前方的壕沟，生生刨出一个平整宽敞的院落。盖起三间瓦房后，他仍未歇息，又抡起镢头，在山崖上凿出两孔又大又深的窑洞，一孔作厨房，一孔作储藏室。就这样，父亲用汗水和心血为我们建造了一个温馨、美好的家园。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家里缺粮少钱，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父亲不忍心看着年幼的我们挨饿，就利用工余时间，起早贪黑地在山坡的角落里开垦零星荒地，种上玉米、谷子和大豆。
打下了粮食，家里却没钱去电磨房磨面。父亲便在窑洞里安了一口旧石磨。每当夜深人静，我们进入梦乡之后，他就独自把磨杆顶在腹部，倾尽全身力气，推着沉重的石磨，伴随着“嘎吱、嘎吱”的响声，缓缓地转动。他往磨眼里倒的是掺着玉米芯和麸皮的高粱，磨盘缝隙里漏下的不是雪白的面粉，而是红褐色的“三合一”粗粉。
一个清晨，我起床后径直走进窑洞厨房，只见里面烟雾缭绕，母亲正烧着柴火，熬稀饭、馏窝头。窑洞深处，父亲依旧推着石磨在转圈。我鼻子一酸，急忙赶上前去给他帮忙，可刚走了十几圈，就被浓烟呛得剧烈咳嗽起来。父亲心疼地对我说：“你快去吃饭吧，别耽搁了上学。”
我上小学时，二妹、三妹也陆续到了入学年龄，一些亲戚朋友见家里实在困难，便劝父亲：“让女娃娃念书不顶用，长大后迟早要嫁人。不如留在家里帮着干活，还能减轻点负担。”父亲立即反驳道：“我小时候想上学却上不起。现在是新社会，女娃男娃都一样，只要她们能学进去，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她们供到底！”
为了给我们筹措学费，父亲每天从早忙到晚，像陀螺一样连轴转。我们家离宝鸡火车站的货场很近，作为铁路枢纽站，许多从甘肃、青海、新疆等地满载牲畜开往内地的货车，会停在那里等候调度，有时一待就是三四天。骡、马、牛离不开草料，押车的人常常需要就地收购青草。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便想方设法想利用劳动间隙割草卖钱。
上午，他在生产队的大田里高强度劳作；中午，旁人回家歇晌，他却头顶烈日，在地边挥舞着镰刀，一把一把地割青草；下午，他接着参加集体劳动；收工后，又一头扎进草丛，直到夜幕降临才回家。匆匆吃完晚饭，他便背着高高的“草山”去火车站货场。夜里，父亲就睡在铁路旁边，等候运牲口车的到来，以便把青草卖出去。除此之外，他还往货车上送水，挑一担水过十几条铁道，仅能挣到5分钱。有时，火车挡住去路，他等不及，就放下扁担，用手提着水桶，从两节车厢底下的空隙往过钻，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80年代，由于同时要供养5个学生，年近花甲的父亲做起了饮食生意。从此，他再没睡过一个囫囵觉。
有一年，已经参加工作的我回老家度假。凌晨五点左右，我被清脆的鸡鸣声吵醒，发现厨房的灯泛着昏黄的光亮。我穿好衣服走进去，瞧见父亲正提着一桶刚沥出来的豆浆，“哗”地一声倒入大铁锅里。我赶忙坐在灶膛前，折断几根干苞谷秆塞进去：“爸，我来帮你烧火。”得到父亲默许后，我点燃了一把玉米叶，一边用力拉着风箱，一边看父亲做豆腐脑。他手持长铁勺在锅中不停搅动，豆浆形成柔和旋转的涡流。带着豆腥味的热气越来越浓，像大雾一样弥漫开来，将他苍老的身影包裹其中。到了点卤的关键时刻，父亲左手握铁勺，匀速划动着沸腾的豆浆，右手将卤水以细流状，徐徐淋入翻滚的乳白汁中。奇迹顷刻间发生了，“咕嘟咕嘟”的浆液逐渐平息，开始凝聚，泛起云絮般的豆花。父亲轻轻合上锅盖，让它们在余温里静置，不一会儿，便凝固成白嫩细腻的豆腐脑。
天刚蒙蒙亮，父亲就拿出扁担，准备挑着装满豆腐脑的大缸，去几里外的农贸市场销售。我一步跨上前，夺过扁担：“爸，让我挑吧。”父亲却拦住我：“不行！太重了，你挑不动。”我拗不过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步履蹒跚地消失在晨雾中。
爱国爱家的父亲终身辛劳、默默付出。他那任劳任怨、坚韧不拔的美德深深地感染着我们。我们也很争气，在学业上，你追我赶，谁也不甘落后。后来，我们姐妹六人一个接一个地跨进了大学，最后出生的小弟弟也拿到了大学文凭。父亲看到儿女们都很有出息，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了舒心、灿烂的笑容。
2004年，父母被我六妹接到加拿大多伦多居住。在枫叶之国，年过七旬的父亲仍然闲不下来，在妹妹家的后院亲手建造了一个温室，种上了各种蔬菜。他整天待在里面，松土、拔草、间苗、上肥、浇水。皮肤晒得黝黑，腰板却挺得更硬朗了。
到了收获的季节，温室里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青菜鲜嫩翠绿，长势喜人，沉甸甸的西红柿和黄瓜压弯了枝头，又细又长的豇豆挂满了竹架，紫色的茄子害羞地躲藏在叶片下面。 蔬菜多得吃不完，妹妹一家便与左邻右舍分享，将父亲的勤劳与善良传递到异国他乡。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10年了，但他吃苦耐劳、顽强奋斗的精神，仍然激励着我们不断进取，砥砺前行。
作者简介：
毛彩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专业，留校工作至退休。2001年晋升为编审。出版了《七彩人生》和《绚丽的星空》两部专著以及《我的丈夫溥仪——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的后半生》
《吉卜赛人部落》等6部译著。出版了主编的《商务西班牙语900句》《汉西分类口译词典》《即学即用西班牙语会话》等专业书籍4部。发表了翻译的中短篇小说30余篇、编译作品500余篇、外国文学评论文章2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