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时的心跳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小时候，除了必须完成的作文，我是不会主动写什么的。即便下乡时，也从来没有麻烦过邮递员。直到去北京上大学，才开始写信和盼信了。
当我收到家里信时，从来不马上拆开看，而是放下手上的事，躲到没人的地方，擦着眼泪一遍遍地看个够。那时，才发现和亲人的距离把“不会哭”的我改变了。我写的回信也和父母的来信一样，正反两面，密密麻麻的小字几大篇。我们尽量把所有的思念，近况，感想，请教，嘱托，等等都挤在三页纸之内，免得付超重费用。
大学里，第二个学期的一天，收到一封薄薄的信，尽管看得出不是父母的笔迹，我还是马上跑出宿舍，到楼的端头去看信。
“彬彬你好，……，……，好好学习，注意身体，……”。看着我车工师傅来的第一封信，非常高兴，信里还讲了些工厂的情况。当看到信的落款处写着 “友 XX（他的名字）”时，我的脸庞发烧，心跳突然加速，好像要跳出喉咙。当时的紧张劲儿至今都让我记忆犹新。我吓坏了，怎么能称呼“友”呢? 我立刻把信装起来，当晚就写回信说出了“经典之语”：“你从前是我的师傅，永远是我尊敬的师傅”。并且撕掉了来信，好像我做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撕掉信就会把这个丢人的事隐藏起来了。
后来，随着禁锢的“世界”被慢慢松绑，内心的情感被渐渐滋润，每每想起当时的情景，就深深地感到我们曾经在干枯，冰冷，畸形，昏暗的情感旷野中那么久。同龄男孩儿信尾的一个“友”，竟然吓得我的小心脏在信签纸上狂跳，好像多么见不得人的事发生在我身上。50年后想起来，其实那是我青春心跳。
从乡下回城，我当上了汽车修理工。在三年的学徒中，我贪婪地学习着：汽车底盘，汽车电工，电焊气焊铜焊，汽车钳工（拷卯工）。最后，我又联系到一个学车工的工厂。
这个工厂是父母学校创办的“纺织机械配件厂”，所以工厂和我家就在一个大院里。工厂的工人大多是回城知青和复转军人。我的车工师傅比我只年长一岁，是哈密的知青，浓眉大眼，很像个维吾尔族小伙儿。他思想进步，踏实钻研，技术突出，所以成了工厂的骨干，车间的负责人，而且还是团支部书记。他用的车床是厂里最高档的，加工的活大多是模具或比较复杂工件，从不加工计件的批量产品，但是，只要派工单送来，无论多么复杂的工件，必须当天交活。
工厂是早晚两班制。有一天上晚班，工件没有完成，下班时间到了。我不得不陪师傅加班完成这个工件。因为厂里安全规则，不允许一个人在车间工作。
尽管师傅对我很耐心，但平日总保持着威严的神态。加班时，硕大的工房里，只有我们机床上的灯是亮的，也只有我们两人在工作。一开始，我还想找点儿什么活干，但是，陌生的环境让我不敢远离我们的车床。我只好站在车床边，不停地向工件上浇着冷却液。这种“无聊”的工作使我脑子快速地徘徊在“梦家庄”，我的眼睛勉强地挣扎工作着，以保证手里的冷却液适时地浇在工件上。
记得，这种加班干过三次，每次都是疲惫地站在车床边浇冷却液。最后一次，凌晨五点左右才完成工作。那次，师傅问我，”你为什么这么胆大，不怕我是坏人吗”？我怔住了，然后大大咧咧地说，我才不怕坏人呢，我有劲儿，又跑得快！他笑着说，我见过你赛篮球，是挺有劲儿的，跑得也挺快。
师傅曾“考验”过我两次。一次是，让我为他的宿舍配一把钥匙，并且说，试试吧，配不好没关系。十几分钟后，把配好的钥匙给他时，我心里是忐忑不安，实在担心给我的钳工师傅丢脸。第二天一见到我，他兴奋地就说，钥匙非常好用。他宿舍的工友们都大呼小叫地夸我呢！那天，我第一次见到师傅露出了牙齿。
另一次，师傅拿来一张图纸，让我算出工件椎体的角度，和车床的车刀要转至的位置。很快，我交给他精确的结果时，他很吃惊道，我没有教过你，你怎么算出来的? 我告诉他，我自学过三角函数。他感慨地说，老师的子女就是聪明好学。
学习结束时，师傅送了我一把精巧的三棱刀。大约15公分长，比大拇指略粗，看似一只带压纹的笔。在一端拧开抽出三棱刀，可以当工具用，也可用来防身。接过它，我感到了这件礼物的”份量”！材料是工具钢，设计巧妙，携带方便，加工难度很大，只用车床是无法加工这只三棱刀。也不知道他什么时间加工的呀？
我在大学时，他常常来我家和我父母聊天，总说从我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后来，他当了厂长。再后来，他永远离开了妻子和儿子。
作者简介：
李彬彬，1975年进入清华大学化工系学习。1979年毕业后，在中科院新疆物理所工作。后于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做博士后，在巴西科学院国家信息研究所做访问科学家。2003 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做博士后，之后在多伦多大学先进纳米技术中心做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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