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我的梦琐记
孙瑞祥Jack Sun（多伦多）
一、“分炸糕”轶事
记忆中我儿时的梦想是从翻看月份牌开始的。那时家家都有挂在墙上的月份牌，每天撕去一张。月份牌是有魔力的，它记录着孩子们对美好日子的期待。我那时个子矮，要踩着板凳才能够得到月份牌。早早的在大年除夕、六一儿童节和我的生日那几张上画上标记再折个角，每天翻看着倒计时，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
要说儿时的梦想其实很简单，就是盼着能够吃到好东西。那是一个食物极为匮乏的年代，只有逢年过节孩子们才能解解馋。由此，想起一段“分炸糕”的轶事。“耳朵眼炸糕”是天津著名的“小吃三绝”之一，那天家里仅剩下一个炸糕，妈妈出门前嘱咐我和哥哥分着吃。年长我五岁的三哥孙福祥一掰两半一大一小，问我要哪一块儿，我自然指指稍大的一块了。只见三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那个大块上咬下一口，然后再问我要哪一块儿。我那时只有四五岁吧，傻乎乎的左看看右看看，要了那块儿比较还算大的，心满意足地吃了起来……现在回想，那是一段含泪的笑话。
那时都是住平房，院子里养了几只鸭子，也没有什么好吃食喂它们，半饥半饱的。蒸熟的鸭蛋打开一看有四分之一是空心儿，也不见流油，不知什么原因。一天晚上邻居杨大爷过来闲聊，问了问给鸭子喂的是什么食，听说都是烂菜帮子玉米面之类，他很幽默地说了一句：“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你糊弄它，它就糊弄你呗”，我们听后哈哈大笑。那时候家家都不富裕，但天津人特有的幽默感给我们的生活平添了不少乐趣。天津是相声的发祥地，我们的生活就像说相声似的，苦中有乐。
二、“八年了，别提它了”
物质生活的匮乏不影响精神生活的富有，记忆中我的小学时代都是与快乐相伴。我没有托儿所的生活经历，进入的第一个学校就是家门口的天津塘沽向阳街第一小学。四年级时不知何故大队辅导员孙兰玉老师看上了我，让我参加了学校的宣传队，印象最深的就是学演样板戏。2022年我有幸在多伦多剧场里观看了加拿大红海京剧团演出的全本《智取威虎山》，勾起我对一段往事的回想。
小学五年级时我登台演出《智取威虎山》“深山问苦”一折，我扮演猎户老常，只有一句台词：“八年了，别提它了”。当时天津戏校来学校挑选小演员，饰演小常宝的田玉珠同学当即被相中调走，从此走进了京剧职业且成就斐然。作为“搭戏”者，我也感到很自豪，我们至今都保持着联系。记得小学时我还参演过舞台剧《战惊马》，这是根据发生在我们学校的一段真实故事改编的，我饰演赶车老汉，还有一段表演唱呢，记得第一句唱词是“我老汉心喜欢”。可能我从小就显得有些“老成持重”，扮演老头儿角色成了我的“正工”。
时间隧道穿越至今，2020年退休定居多伦多，我的演艺“天赋”再次得到彰显，我和夫人崔欣教授参加了加拿大红枫晚霞多元文化协会合唱团。疫情期间我们参与排演了《牵手》《雪绒花》等多首“云合唱”歌曲，我还演出了独唱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三套车》，通过youtube和bilibili两大网络平台播出，受到好评。2023年春节前，我应多伦多音乐学院院长叶曲凌先生之邀，担任了多伦多音乐学院举办的首届环球春晚主持人，也担任了加拿大红枫晚霞多元文化协会2023新年联欢会的主持人。从小学的“八年了，别提它了”一句台词，到退休后担任主持人的挥洒自如，我这半个多世纪跨时空的进步着实不小吧。
三、打棒球与拉二胡
我的初、高中是在天津塘沽第四中学度过的，在那个并非“分数至上”的年月里，我的课余兴趣爱好得到了充分发挥。先是参加了学校的棒球队，那时称之为垒球。1974年前后棒球在普通中学还是个稀罕物，没有多少人接触过。我们学校体育组有一位刘广水老师，他组建了棒球队边学边教。记得我打过三垒和游击位置，还和天津南开区的中学队打过比赛。我那时崇拜的偶像是日本的棒球名将王贞治，读过介绍他的书，他一生中创造了868个“本垒打”记录，令人敬佩。只是到初三时因为我戴上了近视镜，不方便再打球只好作罢，那些爱不释手的棒球棍、头盔和手套装备至今怀念。
不能打棒球了就去参加学校的文艺队，反正是闲不住。我上小学时父亲手把手教过我拉二胡、识简谱，凭此“童子功”我在文艺队担任了二胡伴奏手。学校发给我们的演出服是日本进口的深灰色快八（音译）涤纶面料制成的中山装，穿在身上不褶不皱格外精神。每每演出结束后都不肯上交，放在家里成了我的“逛服”，再配上爸爸送给我的一双尖头高腰苏联进口皮鞋，走在校园里很是时髦帅气，令同学们好生羡慕。
四、“攒”矿石收音机与看舌苔
我从小对电器感兴趣，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父亲爱好无线电，少年时参加过莫尔斯电码发报兴趣班学习（因此“文革”时被怀疑是特务，我亲眼所见父亲在家门口站在小板凳上被“批斗”的场景）。他对电器情有独钟，可以自己“攒”矿石收音机和电子管收音机，家里常年订阅无线电爱好者杂志。那时也不知道爸爸从哪儿里淘换来的并非正品的电阻电容器，散装的，论斤卖，可能有数千只，堆在一起像是一座小山。我读小学时就经常协助父亲用万能表测量这些电阻电容欧姆Ω值，分门别类插在硬纸板上，用圆珠笔逐一做好Ω值标记备用。我还学着用电烙铁焊接电子器件，可好玩儿了，这也算是最早的科学素养启蒙教育吧。
父亲年轻时学医，听诊器、体温计、血压表、酒精灯、酒精棉球、针头消毒盒这些医用品家里都有，还有几本红十字医学手册我也时常翻看。那时我还是小学生，父亲有时在节假日或者晚上需要出诊，时常会带上我。有时父亲会让我给生病的邻居们（大多是父亲单位职工）测量血压、把脉心跳次数、听诊肺部杂音、看舌苔，他用现场教学的方法给我讲了不少医学知识。我从小就有三大职业理想，记者、医生、教师，如果我当时的理科成绩好，说不定就报考医学院校了。
五、“红代会”常委自爆“黑料”
我从小就不甘寂寞，热心公益，学校老师和家长为我创造了很多机会，有意培养我的“领导力”和“执行力”（这是现在的用词）。我上小学和初中担任过班长、团支部书记，初三到高中担任校学生会主席、塘沽区“红代会”常委。当学生干部的一大好处是与外界接触机会多，增广见闻。记得初中时我被选派参加塘沽区中学学生干部集训，在塘沽一中半军事化集体生活，其间还住到了东郊区（现东丽区）部队营房参加军训一周时间。那是我第一次在军营见到54式半自动步枪，教官教会了我们如何擦枪和蒙着眼睛拆装枪械，并发给每人5发子弹打靶，我的环数记不得了，但无一脱靶是真，太过瘾了。
关于“红代会”多说两句，这是特定时代的产物，现在的年轻人知之甚少。“红代会”全称是红卫兵代表大会，是“文革”初期成立的全国性红卫兵群众组织领导机构。在那个特定年代，小学要加入“红小兵”，中学要加入“红卫兵”。各个省市区共青团组织都要设立红卫兵代表大会作为常设机构，各级“红代会”代表由各中学推荐产生。我是塘沽四中选派的代表，并担任了区级“红代会”常委。当时塘沽全区有中学三十多所，担任常委的学校只有六七所，这在当时是一个很荣耀的“头衔”，令人刮目相看。
在此自爆一段本人的“黑料”。塘沽区“红代会”常委每学期都要开几次会研究工作，一些学校距离较远需要乘坐公交车，每次会后都有一项内容就是粘贴报销车票，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公费“报销”的概念。我家距离共青团区委办公地不算远不必要坐车，但我很想体验一下“报销”的感觉。有一次我在汽车站看到地上有两张车票，便随手捡起想拿去报销，此事被我大哥孙迎祥知道后制止了，现在想起还有些汗颜。
那时我已经戴上了近视镜，外出开会穿戴比较整洁，中山装胸前插着钢笔，俨然一个 “官气十足”的学生领袖。因此也时常遭到一些“问题同学”的讽刺挖苦，他们一见到我就打趣地说“又开会去了”。因为常外出开会耽误了一些课程，老师虽然心中不悦但嘴上还是勉强支持的。顺便说一句，我不是什么红卫兵小将“造反派”，当年批判“师道尊严”时我刚上初一担任班长，我用校园大字报形式表明了自己“尊师重教”的态度（那时还不知道有这个词汇）。我后来从事高教职业四十年，这也算是从初中一年级就打下了伏笔。
六、带着三道伤疤自办《抗震报》
我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记得7月28日凌晨我被地震惊醒，第一个从平房里跑了出来。夜黑小雨路滑，在院子里停放的自行车先已倒地，慌乱中我没有戴近视镜，看不清户外情形，一下子被自行车绊倒，左腿刮伤，鲜血淋漓，至今留下三道疤痕。小伙伴们见状调侃：人家小学大队干部的“三道杠”标志是戴在左臂上，而你是刻在左大腿上，更瓷实，终身制。今日反思，看来关键时刻我是没有担当的，作为家中的“老小”我没有责任感，遇到危险只身出逃，把父母撇在了脑后，惭愧呀。
唐山大地震时我上初三，是我的居住地向阳街道“社会主义大院”宣传员。街道委托我做抗震宣传，由我一个人负责定期出版抗震救灾油印小报《抗震报》，四开四版。从采访写作组稿到刻版推印发行，都是我一人完成，大概出版了五六期。全院居民60多户每家一份争相传阅，小报获得了邻里们的好评，我很有成就感。那时我还是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定时广播新闻和重要通知，附近居民区都可以听到。老师说我的声线好，很像央广播音员的声音，此时我第一次知道了播音家齐越、夏青和葛兰的大名。
中学时我有些偏科，数理化成绩不够好，但作文成绩一向优良，多次被学校当作范文推荐，还在刊物上发表过习作，那时常写“大字报”，客观上也训练了我的文笔。到了高中分文理班，我选择了文科班。初中同学刘秉珠回忆道：“都说人从小看大，你就是个例子，上学时就文笔出众才华横溢。我还记得上学时你让我们团员写稿，怕我们敷衍了事，每次都要求写到150个字以上。”现在想想，我后来的记者职业生涯就是从办油印小报、当广播员、写“大字报”练笔开始的。
中学时代我经常有机会在大会小会上或即兴或书面发言，曾经有一次塘沽区召开全区大型集会，区教育局和“红代会”指派我作为全区13万青少年的代表发言，现场发言的大照片在区文化馆门前的橱窗里展示了很久，我一时间成了当时的小“名人”。经常的发言机会训练了我的口才和社交能力，1982年大学毕业入职天津师范大学后我给中文系、新闻系本科生开设了“演讲与口才”选修课程，并于1990年出版了《语言的魔力》一书，这与学生时代的那些经历不无相关。
七、我们亲哥仨载入了塘沽四中校史
有一件事至今令我引以为荣，母校塘沽四中建校40周年时，学校邀请历届优秀毕业生代表返校参加庆典活动。不曾想，我的二哥孙吉祥、三哥孙福祥和我都在被邀请之列，我们都是这所家门口学校的毕业生，并且我还应邀作为毕业生代表登台发言。那时我已经“学有所成”，是天津师大新闻系主任、副教授，出版了学术专著。当天具体说了什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核心话题就是感恩，那本《塘沽四中建校40周年纪念册》一直保留在身边，里面有我们哥仨的大照片和简介。我和小学、中学老师一直多有联系，也多次回到家乡塘沽参加师生聚会，往事点点滴滴历历在目。
1978年参加高考是我人生的重大机遇，按照当时政策我高二毕业是要下乡的，妈妈已经在准备我要下乡用的被褥等用品了。此时高考喜讯传来，全力以赴“恶补”半年，终于如愿以偿。父亲对我的职业生涯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我小学时父亲告诉我一个名词，记者是“无冕之王”。这是我后来报考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做记者、做新闻学教授的最原始动力。那时填报志愿都是在公布成绩之前，不像今天有很多公开的参考依据。录取后才得知，那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在天津只有一个招生名额，想来有些后怕。理想的大学，理想的专业，理想的城市。告别了少年时代，四年全新的大学生活开始了。我是老孙家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感谢学校老师的栽培，感谢父母和哥哥姐姐供养我读书。
青春有梦韶华美好，既往不恋皆为序章。李白诗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我的青春我的梦在新的平台上延续……
作者简介：
孙瑞祥Jack Sun，新闻学教授、文学博士，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原任天津师大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加拿大传奇文化传媒网总编辑，加拿大观察、北美瞭望、瑞祥视界、瑞祥文创工作室创办人。多伦多华裔媒体工作者协会高级顾问， 英国女王勋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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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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