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0年如此漫长，为了躲避铺天盖地的疫情，一连几个星期闭户。在家里，上网是重要消遣。乡亲发在微信一篇长文，回顾逐个寻找50年前同班同学的曲折经过，提到一个名字：朝朝，附上一张近照——她和两位昔日的男同窗在华盛顿市唐人街一家茶楼坐着。只拍到上半身，脸如圆盘，头发乌黑，应是为了见面而刚刚染过的。我对着照片下了结论：符合先前的想象。旋即，回忆的滚轴徐徐展开。
1969年，我21岁，整整一年在村里，出勤挣工分，上山打柴，晚上参加生产大队新近成立的“文艺宣传队”排练。朝朝和我同一大队，但村子相隔三四个田峒，本来没机会认识，但她和我一样是下放知青，在大队和公社召开的知青会议打过照面。后来，她也进了宣传队，成为集体舞的成员。
青春就是美。她该比我小两岁，发育良好，挺拔的身材，清秀的圆脸，皮肤比经年挨风吹日晒的村女白嫩，在二十多位跳《赞歌献给毛主席》的姑娘中，相当出众。但她吸引我的不是外观，而是骨子里的单纯。这年春天的一天，我受生产队长派遣，用单车运一麻袋谷子，去一个碾米厂，加工成大米和米糠，拿来做生产队养猪场的饲料。
谷子经过碾的工序后，要用风柜分离米和糠。一位姑娘从机房走出来，手脚麻利地替我把竹箩拖往风柜旁边。碾米机扬起的粉尘有如大雾，朦胧中看到她戴大口罩，骨肉亭匀的腰身被单襟带襻的花衣紧紧包裹，格外窈窕。她抬头，看清是我，也许一笑，但我看不到嘴巴。她说：“我来好了。”把沉重的竹箩捧到肩上，往风柜上方的大漏斗倒下。我认出她来，不是凭好听的嗓音，而是眼睛——非同一般的大，亮，眸子清澈，教我想起深山没有一片落叶的小潭。在乡间，从来没见过这样迷人的眸子。出于羞怯，我有点不自然地和她说话，她一边摇把手，一边应答。活很快干完，我把麻袋放在车后座，向她挥挥手，骑上单车回村。
一生中，1969年以“难熬”嵌在记忆。最苦的是打柴，凌晨起床进山，傍晚回到家。打百来斤柴草，同去伙伴放下柴担，有力气在禾堂边上的简易球场打三盘排球，再去河边玩水。我把柴担撂在门口，瘫在床上，呼哧呼哧地叫痛。被担子压得红肿的肩膀，被篱竹戳伤的腿肚，一路上知趣地麻木，此刻才开始算账。晚上还得去大队部，宣传队的活动不能不参加，为的是争取脱离农村的政治资本。我是唯一胜任教唱歌的，也无人可替代，不能缺席。那天傍晚，拖着千斤重似的腿，跨进祠堂的高门槛时，感到眼神和一种奇特的亮光对撞，吃了一惊，一看是朝朝。她走在前面，知道后面有人，一转身，把我的狼狈相逮到，小声问，怎么啦？我苦笑着说，今天上山去了。她说，你真行，我还不敢去呢！开始例行的排练，我一句句地教唱《八角楼的灯光》，她坐在对面，离我很近，声音不高，但我听得分明，好几次忍住笑，为了离谱的走音。有一次，我按捺不住，让全体停下来，专门纠正她的调调，她改不过来，急得脸孔通红，伏在桌上，说不唱了不唱了。全体给她逗乐了。排练完毕，队长把汽灯熄灭，各自回家。我在门口对朝朝说，今晚幸亏有你，我笑几次，心情变好了。她说，是吗？那我还得走调。
离开作排练场用的旧祠堂，我和队长同路。田野里蛙声咯咯，星光幽微。我和他从刚才的合唱练习谈到队员们的音乐修养。队长说，不是每个人都那么伶俐，你看朝朝，长得蛮水灵，谁想到五音不全？我说，不要紧，以后合唱，吩咐她不发声就行，舞蹈动作还是不错的。出于好奇，我向他了解朝朝的情况。土生土长的队长，兼任大队“学毛著”总辅导员，每条自然村的年轻人，底子都清楚。他说，朝朝的身份相当奇特，父母在湖南工作，村里有守寡多年的祖母。朝朝在郴州上的小学，毕业后，父母让她回家乡，照顾祖母。她1965年夏天回来，刚好赶上考高中，成绩可以，进了县侨中。才读了一年，文革开始了。两派斗得死去活来时，她回村里当逍遥派。去年底全国的知青下放，她属郴州的城市人口，也得下乡，父母便让她待在老家。我这才想起，朝朝的乡音怪怪的，原来小时候只会说湖南话，上中学才学会家乡话。“朝朝的侨中同班告诉我，她好几科不合格，要不是文革就留级了。”队长当笑话说。我想，“纯洁”不就是“天真”吗？而天真与蒙昧相去多远呢？不过，明白女性的外貌与内心未必搭界，是中年以后才有的世故。
日子在贫穷、困顿与饥饿中消逝，速度不比快乐时光慢。1970年起，我去县师范学校进修半年，然后去小学的附设高中班任教。看到朝朝，只在宣传队在公社礼堂的大汇演中，她循规蹈矩地跳着《颂歌献给毛主席》，舞姿生涩，吸引人的总是眼睛。舞台的聚光灯下，即使是群舞，她清纯里带着忧郁的眼睛，也被许多后生记住。
1971年的大事，莫如“九一三”事件，林彪一家三口折戟沉沙。11月，全国开始新一波政治运动——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学校的老师，在日常教学，去校办农场劳动之外，多了一项差事——下村宣讲中共中央文件，组织社员揭批林贼的“克己复礼”。我被分到朝朝所在的村子。
饥寒交迫的农民，连每天果腹的粮食和孩子的学费都没着落，谁对顶层没完没了的权斗感兴趣？村里的生产队长只虚应故事，不得不开的会只开十分钟，有时干脆赖掉。队长悄悄对我说：“放心，我向上边汇报晚晚开会。”村里不开会，我也不能提前溜号。幸亏这村有我教的学生阿娟，她替我找到消磨时间的去处——朝朝的家。阿娟带路，在凹凸不平的巷子里摸黑走。
朝朝的祖母已去世，她独自住一间小屋。进门一看，陈设普通。侨乡的小康人家，多半有坤甸炕床、酸枝椅子，但这里只有脱漆的杉木家具，但很干净，东西摆得整齐，一看就是姑娘的住处。朝朝招呼我和阿娟在屋子中央的八仙桌旁落座。我吁一口气，说，好暖和。此刻外头下霜，脸感到被细针刺一般的微痛。“知道你们来，我换上大号的“，她指着桌上的煤油灯说。原来，热力来自凭证购买的煤油。
两个女孩子和我，围着桌子，坐在长凳上。阿娟打开带来的语文课本和作业本，说，趁老师在，要赶紧完成。朝朝捏着手，看我无聊地翻着带来的《中共中央文件》，说:”我家有书呢！”她指了指头上的小阁楼。“快拿来。”我说。
她敏捷地爬上狭窄的木梯，从角落提起一个木箱，让阿娟在地下接。“慢点，不要让灰尘飞起来。”朝朝说。阿娟把木箱搁在桌上，朝朝拿抹桌布小心地抹去厚尘，揭开盖子。里头有数十本旧书，我一本本拿起，翻看，啧啧地赞美。自从走出校门，看到这么多好书，这是第二次。第一次在同村的云云家，这位前小学教师、诗人，去年秋天的“战备疏散”潮中，背着“写反动日记”的黑锅，从省城回到老家，带回了《歌德诗选》、《海涅诗选》、普希金的长诗《奥金·奥涅金》、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都慷慨地借给我。眼前的书，纸色变黄，被蠹鱼吃出线条流畅的洞和线。贴近灯筒看，都是1949年前的版本，然而无一不出自左翼作家之手，鲁迅、巴金、朱自清、曹禺、茅盾，这些文革前红极一时的作者，以不算工致的繁体字标在封面，经历文革浩劫后，看着感到怪异。这些人的书，我不是没有。去年寒假去省城，爱文学的叔父对我说，这些书我都用不上了。我用两个帆布袋盛上，足有一百斤，挑着走上二沙头码头，放在往回开的花尾渡的舱位。此刻，看到两本，册页将散，外观破旧，但引起我极大的惊喜——《贝多芬传》和《托尔斯泰传》，罗曼·罗兰所著，译者是大名鼎鼎的傅雷。
我贪婪地读起来。她们看到我不再“闷”，放心了。阿娟埋头做作业，偶尔提问：“老师，‘莫名其妙’的‘名’是不是‘明白’的‘明’？”朝朝面前放着一个小笸箩，里面从毛线团伸出的一根缓缓上移，朝朝用两根织针织一件背心，说是妈妈吩咐，替弟弟织的，比她小两岁的弟弟在湖南一个农场当知青。
我问朝朝，这些书解放前要是给国民党特务查到，怕有共党嫌疑呢。朝朝说，都是爸爸上大学时买的。我想，这位年龄与我父亲近似的老乡，年轻时就是共产党外围的活跃人物，解放后该当上个把官儿。一问，朝朝说，我爸入党是早，但以后不大顺，官只当到科长，如今还在五七干校。
我沉浸在伟大人物所营造的氛围里。这一年，在我此生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只因为读了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多夫》。这本被誉为“世界青年的良心”的旷世巨著，分两册，前一册，似乎是生产大队的民兵抄“黑五类”的家时发现的，看没裸女插图，便扔在大队部的角落，后来被有心人拿走，辗转来到我手中。封面已脱落，第一页是开头，“黎明”，“江声浩荡，在屋子后面上升”。后半部，是恩师从学校图书馆“顺”来，偷偷送给我的。这一著作，促我建立了“创造即生命”的人生观，作者罗曼·罗兰自然成为第一号偶像。
我再也压抑不住激情，向窃窃私语的女孩子说起这位法国大作家，背诵傅雷在序言中的名言：“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说到激动处，我站在厅堂，头上是带神龛的阁楼，声音越来越大。某个瞬间，和朝朝的眼神交会，不到一秒，她急忙低下头，然后，回复正常。我的心砰砰然。两个乡村长大的女孩，无论年龄还是阅历，都不可能像我这潦倒的前红卫兵一样，正经受理想破灭之后的绝望，她们只是觉得“好玩”。老式挂钟敲了十下，下村宣传的差事算是完成，我和她们道别，回家去。
一路上，蟋蟀唧唧，天空高得吓人，星星似乎被冻僵了。朝朝的眼睛充塞着脑袋。回到家，我翻开日记本，写下一首短诗，开头是：
“闪电似的一瞥/在我的心坎上划过，/晶亮的光痕啊！”(1971.11.19)
入睡前，躺在被窝读从朝朝家淘来的书，看到精彩处，霍然而起，抄在笔记簿。一个月后，在路上遇到趁墟回来的朝朝，我说，什么时候把书还给你。她说我又看不懂，你留下好了。
和朝朝的交往，记得起的就这么多。四五十年以后，她变为记忆深处的意象：闪电似的一瞥。
崔护多情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晚逐香车入凤城”的张沁，高吟“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还有，白居易的“回眸一笑百媚生”；辛弃疾的“蓦然回首”；李清照笔下荡秋千的女孩，“见客人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所有这些，不都来自“一瞥”？
二
1976年，中国数千万下乡知青的命运到了另一转折点——被招工回城。我进了县城一个小衙门。朝朝回父母所在的湖南。从此没了联系。毕竟，连朋友也算不上。若说有瓜葛，就是几本她没兴趣看的旧书。书就此获得不错的归宿，乡人是弃之如敝屣的。
1977年，某个星期六，我骑单车从县城回家。在公路上遇到阿具。他亲切地打招呼，要我停下，说“正想去你家找你。”于是两人把单车放在路旁的尤加利树下，在溪边坐下来。
阿具是老朋友，他中学和我同校，比我高两级。1964年考进天津某大学的机械系。他与我同在一个镇，周末从学校回家，有时两人一起步行。还有一层关系：他与阿木是表亲，而阿木是和我一起在小镇长大的发小，我去阿木家玩，见过阿具几次。1963年春节第一天，他从村里赶来，和我，阿木一起，迎着凛冽的北风，跑到三公里外的另一小镇，“迎接春之神降临”。是他每次见到我都念叨的“少年盛事”。阿具个子高，长相俊秀，但我和阿木不大喜欢他，背后笑他动不动以“靓仔”自居，而且爱计较，有点婆婆妈妈。文革后，阿具被分配到开封一家企业当技术员。
我扯一根狗尾巴草，放在嘴里嚼。问他有什么事。他站起来，神色和往日不同。我仰看，他一脸得意，衣着也光鲜——卡其布作的革新装和皮鞋，笑着问：“怎么打扮成新郎似的？”他嘻嘻笑，沉吟，斟酌语句，说：“就为了结婚这事找你。”我说，怎么啦，看上我的亲戚？他凝视远山，拧着眉，似有心事。“是这样，我和朝朝谈恋爱一年了，打算……”
“好极了，恭喜，朝朝在我大队出名的漂亮。”
“她嘛，什么都好，我当然满意……就是，就是……”吞吞吐吐。我怔住。
他话锋一转，问：“你，是不是在大队的宣传队待过？”
“是啊，一年多，直到进学校教书。”
“朝朝也是？”
“当了好几年队员，跳舞很出色。”
“有没有和谁相好？”他贴近我的耳朵，低声说，生怕被偷听。
我顿时生气，为了他的语气居然这么猥琐！
“不要怪我多疑，常言道，风流戏子嘛！”
我差点开骂，妈的在村里从来吃不饱，口袋空空，风流个屁！宣传队队员谁不正派？但忍住了，只说：“从来没听说过，人家清清白白的。”
我的脸色变得难看，他觉察到了，连忙解释：我不想以后有什么麻烦。我在河南，她在湖南，结婚要分居两地，以后才设法调到一起。娶个不正派的怎么办？
我在心里反驳：你的心眼才不正派！
交谈草草结束，彼此握手，道别，都笑得勉强。
然后，我出国，一去数十载，多少故旧相忘于江湖，何况他们？
回国许多次，每次都和发小阿木聚会，闲聊时提到他的表哥阿具。阿木说，阿具娶了朝朝，生下一儿一女。80年代初，朝朝调往河南，一家子终于团聚。80年代末，阿具升为某轧钢厂的副总工程师，头仰得更高，回乡见到表弟，臭显是少不了的，好几次教训已当上副处的表弟“进取精神不够”。阿木爱以嘲笑的口吻，说表哥的“装”和小气。“这家伙，最爱的老婆面前耍威风，老婆不买账就动手。偏偏老婆也是烈性子，他打一巴掌，老婆掐他的脸，不见血不放，工会不知上门调解多少次。怪的是打完就手挽手出门，一对活宝。”我听着，张大的嘴巴久久合不拢。怎么可以想象，眼神清澈的纯真女子，后来如此泼辣！想起那一次在公路旁和阿具谈话，我疑心他夫妻的争吵，来由恐怕是阿具妒忌心太重，老怀疑老婆“偷腥”。
2013年，我已退休两年，一天在家，收到阿木转来的电邮，是阿具写的。我回复了。阿具也退休好几年，和妻子一起移民美国，在维吉尼亚州与儿子一家同住。朝朝照顾孙子，他这甩手掌柜闲出病来，到处找故旧聊天。我给他回了信，报告近况。最后，请他代我向太太朝朝问好。一年后，阿具受不了海外生活的单调，独自回国。朝朝留下，继续给孙女当保姆。这对夫妻熬过中年，凑合着到了晚年，算得软着陆。
三
在乡村教书的年代，熟读秦少游词，其中一首《鹊桥仙》，写牛郎织女的爱情，“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电光石火的爱情如此，苦难的青春时代，哪怕是进入恋爱前的暗示，也足以铭记终生。然而，揳入生命进程全部细节的爱，即婚姻，并非诗性的意象可以打发。人生，有朝朝，有暮暮，除非早夭。
2020年，朝朝与我一样，到了暮年。我到达“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七十岁后，不妨虚构一个和朝朝见面的场景，设在旧金山唐人街的茶楼。
她的形象，从拍于华盛顿某广式茶楼的照片可想到几分。从前的圆脸更大，身躯膨胀近一倍，步履有点蹒跚。年轻时的妩媚如涨潮时的海水，退下之后，容颜如沙滩，一道道由浪塑造的皱褶，梯级般深刻，可据之推想从前有过的磨难。
我作为东道，点了家乡驰名的煎堆、肠粉、虾饺、凤爪，客气地请她多吃。喝普洱茶，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谈什么呢？我当然要略述自己的经历，四十多年，每十年化为一句。她说什么呢？最容易提起谈兴的，是孙儿女。可是，他们在美国长大，从上幼儿园开始，祖母和他们的交流就愈见笨拙了。问不问阿具的近况？带过即可，对这“死老鬼”，受够窝囊气的太太未必有很多好话。如果深入一点，要不要谈谈1971年深秋，在她家待过的夜晚，她借的书？那是镂刻于我心底的华彩乐段，而她的眼眸所射的清纯之光，是乐段中最美妙的音符。要不要捎带提起我不成器的旧作《闪电似的一瞥》？若然，她会不会捂着安了若干只假牙的嘴巴，带着被突然唤醒的一丝天真问：“有这回事？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我不敢端详当年的美目，那倒映着少女全部清纯诗意的瞳仁，如今被皱纹埋了大半。
我不了解她已然消逝的大半生，让她说，她也不知从何谈起。可以肯定，她和稍深刻点的思考无缘。普通的老太太，被包括家暴在内的“家头细务”消耗掉的人生，成就在生育一对儿女。可堪安慰的，是先前多次濒临破碎的家庭，外人看来还算完整；至于包子里面的“馅”，味道自知。
然而，想到尽头，却狠狠地嘲笑自己，凭什么居高临下地评判一个独立的人？设想人家的悲哀，再施以不值一钱的怜悯？如果想拥有评断他人的能力，须先进入她完全的人生，继而探索她的灵魂。我够格吗？
最后，我否定了“见一面”的想头。
不见，“闪电似的一瞥”才可伴到终老。
作者简介：
刘荒田，广东省台山人，在国内当过知青、教师和公务员。1980年从家乡移民美国，定居旧金山至今。已出版散文随笔集38种。2009年以《刘荒田美国笔记》一书获首届“中山杯”全球华侨文学奖散文类“最佳作品奖”。
周建成 • TQC建筑首届加拿大“高校杯”文学作品全球征文活动
主 办：
加拿大高校文学社 • 加中经贸文化交流协会
征文主题：
我的青春我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