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和成长在苏南的一个小县城。静静的秦淮河水流经这里，山清水秀。
父母都是中学教师。母亲在县中任教，父亲的学校却在四十里外的乡镇。那时候，四十里路算得上是长途，所以父亲平日难得回家，只有周末才能见到他的身影。家里的生活起居全由母亲一手操持。我和弟弟学习上的事，父亲很少管。学校的家长会永远是母亲出席。家里大大小小的决定也都是母亲说了算。父亲除了每月把工资交给母亲，似乎再没有什么能体现他的存在感。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在我的世界里只是一个模糊而不重要的角色。
父母的性格差别明显：母亲严谨认真；父亲却随性散漫。母亲是数学教师，凡事都较真。凭着勤奋与毅力，硬是在教学上做到学校的数一数二。她对我们要求也很严，信奉的是“严师出高徒”。父亲则凡事要求不高，但博学多才，属于那种“从不需要努力，轻松就能拿起”的人——他是生物老师，有时兼任化学、外语等科目的教学；乐器吹拉弹唱样样会一点；毛笔字写得漂亮，远近闻名。只是这些本事是随手拈来，无师自通。他常常忍不住自满偷着乐，得意写在脸上，没有什么城府。
父亲写得一手好字，潇洒流畅。镇上一座小桥上的题字就是他写的字给刻上去的。逢年过节，不少人会拿着红纸请他书写对联。父亲说他并未正经练过书法，只是自己喜欢琢磨。
“文革”初期，学校停课。学生们上街“破四旧，立四新”，斗“牛鬼蛇神”。我父母小心翼翼，谨言慎行，不敢招惹这帮小祖宗们。那时候，戴一枚伟人的像章，加上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胸牌是许多身着绿军装的红卫兵们最潮的标配。可是这些像章、胸牌紧俏得很，很多人没有。
有一天，一帮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学生们来找父亲，把一包校徽放在父亲面前。父亲吓了一跳，不知犯了什么事，紧张地问“同学们，你们要我做什么？”
“老师，您的字最好看。能不能给我们每人做一个主席语录的胸牌？”
虽然听说别处有老师被“靠边站”，打骂批斗老师也时有所闻。但我们那地方乡下民风淳朴，农家对教书先生心怀敬重，学生们不敢轻易造次。父亲看着这些孩子稚嫩的脸庞，那些没有恶意的眼睛，心里松了口气。他慈祥地望着他们，喝了一口茶慢慢说：“过几天来取吧。”
父亲买来红色和黄色的油漆。拿起一枚校徽，微微地叹了一口气。他先给校徽涂上红色的底漆。过了两天，拿起毛笔，蘸上黄漆，一笔一划描上“为人民服务”。又过了两天，那帮红卫兵们开开心心地取走了胸牌。这是我们家唯一一次被红卫兵们找上门的经历，有惊无险。那一刻，我第一次对父亲生出一种隐秘的自豪。
公社要组织文艺宣传队。可是乐队连简单的乐器都凑不齐。唱京剧革命样板戏没有京胡咋办？听说父亲会摆弄乐器，公社负责文宣的领导就到学校来要求支援。父亲答应试试看。
他到附近村子农民那里找来毛竹、蛇皮和马尾，自己动手做了一把京胡。往竹筒上蒙蛇皮是一门学问，他反复试了好几次才做好。琴筒的大小，蛇皮的张力，都决定了琴的音质、高低和共鸣的效果。虽然琴很粗糙，声音吱吱呀呀，但毕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最终，宣传队从上海买了一批乐器，包括一把京胡。而父亲的那把土京胡终究没有上舞台表演过。但在我的眼里，父亲的巧手似乎无所不能。
受他的影响，我也开始学会了一些乐器演奏。先是吹箫，再学会竹笛，懂得了基本的音乐知识。长大后我才真正体会到音乐给我带来终身的快乐，就像打开了生命中另外一扇门。
父亲平日住在学校的教工宿舍。那间不大的房间里，最吸引我的是一台教学用的显微镜。每次去他单位玩，我总要凑到显微镜前，迫不及待地钻进那个神秘的微观世界。
父亲耐心地教我如何调焦、如何找光点，如何观察蚊子的翅膀、触角、复眼和那双细长的腿。那时我还只是个小学生，却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世界在放大之后，是另一番模样。显微镜下的苍蝇和蚊子，不再是恼人的小虫，而是浑身长满刚毛、结构精巧的“武士”。这种震撼让我久久不能平静。
毕竟显微镜是精贵的仪器，那时候普通人家也买不起这个。如何在不用显微镜的条件下也能看微观世界？父亲教我用碎玻璃在煤油灯上拉丝，然后做成小玻璃珠。这样的小玻璃珠可以将细小物体表面的光线放大，达到普通显微镜的类似效果。果然，试验很成功，我能看到蚂蚁腿上的尖刺。这种神奇促使我想知道为什么小小的玻璃珠能看到微小的物体。
从那以后，我开始迷上科普书籍——《昆虫大全》《十万个为什么》等等。对科学的兴趣，就是在那样的年纪、那样的光线下，被悄悄点燃的。回头看，这些早期的启蒙，对我后来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父亲退休后一直生活在苏南的家中。他经常到附近的“老年俱乐部“去和一帮大爷们下棋。据说他的中国象棋在当地小有名气，很少有人下得过他，我也不是他的对手。父亲说他从来不研究或背棋谱，完全靠临场发挥。因为大部分下棋的人也不是专业的，所以赢多输少。有一次我在计算机上下载了象棋游戏，邀请父亲和计算机对弈。他连下几盘都输了。父亲翘着胡子说“不好玩，下棋和真人下才有意思”。老头儿心里特清楚，下棋就是图好玩，聚人气。专门去背棋谱太累，不值得。而且，如果你下棋下得太好，就没有人跟你玩了，要有输有赢。我问父亲敢不敢挑战路边的那些打赌的残局？“那些都是设好的局，专门骗人，我才不上当呢。”
父亲从来不跟我讲大道理，也不善于聊人生谈理想。对待子女，他们老一代的人不会将“我爱你”挂在嘴边上。但是“父爱如山，母爱如海”却真真切切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父亲心里明白，小聪明终究只是小聪明，替代不了真正的科研，在做学问时更不能替代刻苦和锲而不舍。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也快高中毕业。父亲帮我四处收集高考复习资料，叮嘱我要多做习题，拓展思路，不要耍小聪明。
后来我考上了外地的大学、出国留学并拿到了更高的学位，离开了那个苏南的小县城。但我始终佩服父亲的心灵手巧和解决问题的独创性。晚年的父亲总是带着骄傲的表情，得意地回忆他的那些不正统的野路子妙招。每每听到别人背后的对他的议论，父亲心里一定是美滋滋的：“那个老头年轻时可帅了，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老师”。
20026年5月4日于多伦多
作者简介：
王体，1982年上海交通大学本科毕业。1992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士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