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起，便能感受到父亲的威严。这种威严，不只存在于家里，也存在于所有与他打过交道的人身上。
在家中，父亲拥有近乎绝对的权威。小时候我们姊妹几个对他都有些畏惧，平日里很少与他直接交流。童年里关于父亲最深的记忆，是他每天下班走进院子时那一声高调的干咳——像是在提醒全家：国王回宫了！于是，无论我们刚才玩得多么起劲，屋里都会瞬间安静下来。姐姐们忙着打水、递毛巾、摆碗筷，母亲则把早已准备好的饭菜迅速端上桌。我则常常靠在炕沿边，悄悄看着他——那个不需要说话就能让整个屋子收紧起来的人。那时候，父亲的威严，是可以让人屏住呼吸的。
慢慢长大我才知道，父亲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他从祖辈那里学来修理钟表的手艺，并以此谋生。长年累月地盯着那些细小零件，使他的视力严重下降，一副八百多度的厚眼镜几乎伴随了他一生。父亲生得粗犷英武，一头浓密的卷发，再配上那副“瓶底”般的镜片，使他看起来既有不怒自威的气势，又透着一种沉稳和儒雅的气质。
在我们那个县城，父亲的手艺几乎无人能及。无论是普通国产表，还是精工、欧米茄、劳力士这样的名表，经他之手多半都能恢复如初；若连他也修不好，那基本就等同于报废。他不仅修表，还会修乐器——笛子、二胡、手风琴样样在行，也都会演奏。来找他的人络绎不绝：有领导，也有演员，还有普通百姓。三教九流的人在他面前大多毕恭毕敬，说话都不自觉放低几分；而父亲对外人总是和颜悦色，彬彬有礼。在他的领域里，他那种国王般的威严，从不是摆出来的，而是源于人们对他的敬佩和尊重。
公私合营的年代，父亲成了钟表刻印公司的技术负责人，带着大伙儿把公司越做越好。他生性耿直倔强，脾气又有些急躁。在那段特定的年代，他毫无悬念地被打倒了。至今我仍依稀记得那个场景：他双手被涂得漆黑，头戴高帽，胸前挂着写有“反动技术权威”的牌子，被押在单位门口挨批斗。在被关押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不举报、不认罪、不服软，硬是靠一股顽强不屈的劲儿挺了过来。最后放他回家时，却早已是伤痕累累：臀部被钉子刺穿的伤口多年不愈，反复流脓，直到后来平反、手术，才慢慢恢复。可让我真正敬佩的，是他恢复工作之后，却从未追究那些迫害过他的人，依旧照常用人、做事，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那时我才明白：有一种威严，不靠职位不靠声势，而是来自一个人不肯弯下去的骨头和不愿计较的胸襟。
父亲的非凡能力并不止于他的手艺。他凭着那点有限的文化和一股子钻劲，自学起电子技术。他买来电阻、电容、二极管等小东西，一点点学、一点点试，竟拼出了一台能收短波的收音机。从那以后，每天晚上睡觉前，他都要听一会儿广播。那些来自远方的声音，包括港台报道、美国之音等——那些当年都被称为“敌台”的声音，我都不陌生；当然，给我印象更深的还是邓丽君、刘文正、凤飞飞等人的歌声，他们的
“靡靡之音”每天都伴我进入梦乡。父亲为此很是得意，我能感受到他的骄傲和自豪：因为不在他的领域，他也可以做出奇迹，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坚守着自己亲手建立起的威严。
我上大学那年，母亲去世。父亲一改从前几乎不过问家务的习惯，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他既当严父，也做慈母，学着做饭、洗衣、蒸馒头。日子过得虽不精致，却也踏实。每次我寒暑假返校前，他总要给我准备一些炒榨菜、腌咸菜、煮鸡蛋之类的东西，让我带在路上。那些简单的食品，没有多讲究，却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分量。那时候，父亲的威严里开始有了温度。
父亲生性急躁，不善言辞，对我们的教育往往简单粗暴。我们姊妹几个几乎都挨过他的打。在我的记忆里，我最后一次挨打是在上大三那年放暑假。我给弟弟补课，弟弟顽皮心不在焉。我连讲了三遍，他还是没听进去，也不得要领。我的语气渐渐变得不耐烦，语调也逐渐升高。坐在一旁正鼓捣手表的父亲突然转过身，出手了——一巴掌落在我脖颈上。那一刻我委屈得说不出话来，眼里灌满了泪水！多年后再回想那一巴掌，与其说是父亲发火，不如说是他用自己习惯的方式，努力维持着他日渐淡化的威严。
晚年的父亲得了脑中风，身体一天天衰弱，往日那种压得住场面的威严也慢慢失去。但他内心的那股坚韧和傲气却始终都在。在他卧床不起那些年，也很少表露自己的不适和痛苦——坚强地忍着，倔强地挺着，一直到生命的尽头。
如今父亲已离世多年。年少时他那让我畏惧的威严，在我的心里有了更深的解读：父亲的威严，从来不只是他那让人畏惧的气场，而是来自他非凡的能力和一贯的担当；也不只体现在他的手艺里，而是伴随在他沉默寡言却从不退缩的一生中。而这些品质，最终或多或少也留在了他的子女们的身上。
如今我已年过花甲，在我心里，却始终都珍藏着一缕父亲的威严！
作者简介：
伊铁红,毕业于辽宁工业大学，2001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定居,现从事房地产交易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