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于1923年，其时祖父母在珠三角一个小镇开海味店，家境小康。父亲只上完初中，成年后随父母经商，上世纪四十年代末，靠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开豆腐店的岳父资助，在另一小镇购地皮，建商号“永益隆”，改营文具。他以精明著称，算账奇快，左手拨算盘，右手用笔。他跳过中间商，从制墨汁等文具的厂家进货，害得游走四乡的货郎叫苦连天——永益隆的零售价比他们拿到的批发价还便宜。开业三年，便成全镇文具业的龙头。新政权建立后，他当选本镇首位工商联主任。
公私合营后，父亲被下放农场，数年后调到供销社的华侨商店任售货员。他一生勤恳安分。然而，文革风云涌起的1967年，这行年四十有四，有六个孩子，月薪四十八元五，毫不浪漫（下放后给母亲写信，左一句“妹妹”，右一句“思念”，我在母亲的梳妆台的抽屉里拿出来偷看，大吃一惊，那是爸爸唯一的多情）的汉子，平日关注食品公司肥猪肉（因可拿来熬猪油）的厚薄远多于领导层更替，可是，在方兴未艾的“犯上”狂潮中，从冷眼旁观的小镇逍遥派，变为和十九岁的儿子一样的造反派。
起因在一桩我目睹的事件。1967年的5月19日，我躲在学校 内第三宿舍三楼一个寝室，吹最心爱的笛子，正沉醉在缠绵欲绝的《花儿与少年》中。楼下忽然起了骚动，走廊滚过轰隆隆的脚步声，有人吆喝：“马上集合！”广播喇叭开始播放紧急通告。我下了楼，站在石级上，透过丛丛火似的凤凰花，看到涂着“一中红旗”四个黄色大字的大红旗在升旗台前飘动。红旗派学生神情庄严地从四面八方涌来。江司令作了简短讲话，大意是，去年，黑县委派驻学校的工作组，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左派，犯下严重错误乃至罪行，本部敇令工作组正副组长来学校检讨，不料遭到县委会保皇派组织“红联总”的阻挠。“革命小将们，我们怎么办？”司令叉腰发问。“杀过去！”有人吼叫。接着，几百号人马跟随大旗，杀向县委会，和大老保算账！这一去，把县委会里头的“红色造反派联合总部”砸了个稀巴烂。从来没有这般彻彻底底地过瘾！
“5·19行动”当天，我夜里回到小镇，父亲也在家。我的手粘上墨汁，怎么洗也洗不掉。没来得及叙述刚完成的惊天勋业，父亲急切地告诉我：他今天为办货去了趟县城。待到我说到，陡地布满县委会前大街两边墙壁和人行道的大标语：“五一九行动就是好，气死大老保！”“五一九是第一声春雷！”“窝藏执行资反路线工作组坏头头的县委会一小撮没有好下场！”“五一九冲击县委会是革命小将正义行动！”那些连模仿《石门颂》表皮也算不上的隶书，都出自我手，那是赶写批判三家村的大字报时，从美术老师写在柱子上的毛主席语录模仿的。父亲居然不像过去一样，絮叨“咱家成分差，你还想不想升大学？”耐心听完，连连点头。说：当官的不像话，活该受冲击。老百姓如今总算能出出窝囊气。
打这以后，他进县城，爱站在大字报棚，从头到尾把两派辩论的文章看完。好几次，忍不住激动，进校园来，把我叫出，一起去湖畔的茶楼。他一边听我讲全国文革的动态，本县两派的主要分歧，一边把他点的叉烧包和塞进大量豆芽的春卷推到我面前，催我吃光，老说他在食堂吃过了。他瞒不过我，家累太重，钱包干瘪，不忍心儿子挨饿，只好从自己的口里省。
同年六月六日，我和同属红旗派的同学三百多人，打着“红卫兵”大旗，游行到公安局门前，高呼口号，勒令当权派交出从大字报棚偷拍的“黑材料”。大队人马开到，公安局里面却空荡荡的，人都溜了。我们并不罢休，在盛夏火烫的台西路S水泥路面，静坐，绝食，足足饿了两整天，无功而退。我从学校回到家，脸瘦了一圈，父亲看到我，心疼地骂：“真傻。”但没再责备。祖父坐在另一角落，把水烟筒抽得咕咚咕咚响，听我为这鲁莽的举动辩解，火了，把憋了一个晚上的警句倒出：“怎会容得平头百姓作反？别忘记57年的右派怎么上当的！”
父亲没听他父亲的劝告，几天后，骑自行车到学校来，我正在战斗队总部写批判“老保”的大字报，两手沾着墨汁，走到紫荆花下和父亲会面。父亲激动得一脸通红，说：“我们也扯起大旗了！”他要我去和他的战友见面，组成联盟。当晚，我去父亲工作的小镇，在职工食堂里，与十多位叔伯辈战斗队成员交流。父亲脸上罩着理想主义的光彩，眉目那么舒展，举手投足带着青春的豪迈。“老保欺负我们够久了，有小将撑腰，我们不怕！”在食堂当厨师的坤叔拍着我窄而瘦的肩膀，亲切地说。父亲仰起头看比他高10公分的儿子，更加得意。他已从同派战友中听说，他的长子在县城是有点名气的笔杆子，每篇反击“红联总”的大字报贴出，都引起围观。在一个闭塞的小镇，他以“小商人”这比“红五类”低贱好几倍的资本，和当权的以及逢迎当权的多数人过不去。当然，他们这一群说不上“战斗力”，不过与红旗派站在一起而已。这已经是人人侧目的大逆不道，因为在他站柜台的小镇，死对头一派占绝对优势。
在父亲的履历表中，1967年以“反抗”为标志，虽然以头破血流收场，但我要定它为老人家一生最值得纪念的年份。他在困顿中年，凭借幼稚的政治经验，以底层公民对“社会正义”一厢情愿的理解，以和锱铢必较的商人习气全然相悖的血性，投入荒唐且难以把握的运动，人生就此抹上诗意的亮色。
报应很快到了，1970年，文革末期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他被抓进学习班，关了两个多月，这回集中整“经济问题”，理由是：他活得这么滋润，不可能不贪污。造反时挨过他骂的“老保”，终于痛快地秋后算账，祖父当年随着水烟吹出来的警句全部应验。可是，他没有拿过公家的一分钱。连番的逼供，使他精神崩溃，他要寻死。好在工作组里有一个好心人，他认为这位能人为公家尽心尽力，落得这个下场，太不公平，要给一条生路。便托人给我捎话：告诉你爸，工作组没找到任何证据，他们无法坐实他任何一宗罪，再撑一下，天就亮了。于是，我在一个晦暗的黎明，约父亲见面。他溜出关押他的平房，和我在男厕所里一起待了一分钟，我把工作者员的原话说了一遍，最后说：“爸，家里人都好，等你回家，你没事，挺住！”爸爸哭着说一定一定。
文革中，父亲所遭受的批斗、殴打、辱骂、游街、歧视，并非“船过水无痕”，而是潜入心灵的底层。到了2006年，83岁，移居旧金山19年后，因脑栓塞昏迷，经抢救苏醒。他在医院留医时，成了教医生护士难以对付的“被迫害狂”。往往这样：他躺在床上，护士替他换尿布，他突然坐起，以连强壮的男护士也阻挡不了的蛮力，挣开被单，要跳下床去，高声叫救命，极端惊恐地说：“六个人追，要杀我，怎么逃呀？”医院只好用皮带把他绑在病床上，给他两手待上厚厚的棉布“拳击手套”，以提防他再度向护理人员挥拳。医生说，这是久远心理巨创的最后发作。
作者简介：
刘荒田，广东台山人，属老三届，在国内曾当红卫兵，知青，教师，公务员，1980年移居旧金山至今。一边打工，一边写作，已出版散文随笔集40部。2009年以《刘荒田美国笔记》获首届“中山杯”华侨文学奖散文类“最佳作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