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对灵魂的拷问和重构 • 作者：宋建军

       一九七八年金秋十月，一个云淡风轻、天高气爽的日子，我走进了大学的校园，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

       其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已经持续了数月，一场大变革的时代脚步正悄然向我们走来。

       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人们，正在冲破思想的牢笼，砸碎禁锢的枷锁，每一个在“革命”中被烙上累累伤痕的疲惫的灵魂，都在思索这一场所谓“革命”的是非曲直，在进行着痛彻心肺的灵魂的拷问。

       文学，则首当其冲。时代和民族不容许文学艺术舍弃掉它的直接的社会功能而进入到纯粹的自我领域里。文学，承载着历史和民族的深重灾难，把自己的视野不约而同地投向了悲剧的历史和历史悲剧中的人民。在时代的呼唤中，文学冒着危险前进了。

       首先映入我的眼帘的，是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

       《班主任》在艺术上算不上成熟之作，情节也非常简单，却被誉为新时期文学对极左思潮进行持久、深刻、有力的批判的嚆矢，是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学上的先声。究其原因，是小说中宋宝琦和谢惠敏这两个形象所概括出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普遍的社会意义。

       宋宝琦和谢惠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宋宝琦是刚从公安局拘留所释放的小流氓，谢惠敏则是单纯真诚、品行端方的班上的团支书。但这两人却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愚昧无知。宋宝琦的无知使他堕落，而谢惠敏的无知，却导致了她的内心荒芜。如果说宋宝琦整个人生形态都呈现出一种扭曲，那么谢惠敏则是一个灵魂扭曲者。这两位不同类型的“畸形儿”，在对待《牛虻》这本书的态度上却出奇的一致——都认为这是一本“黄书”应该深刻批判。宋宝琦的无知，导致他在面对人生、面对真善美的时候，没有鉴别判断能力。而谢惠敏则有着鲜明的爱憎，有着敏锐的嗅觉和敏感的神经。但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一切真、善、美的标准在她那里都被颠倒了，正像那个一切都被颠倒了的十年一样。“灵魂的颠倒”——这就是谢惠敏的悲剧所在。为什么会这样？这不正是“四人帮”极左思潮和文化专制对青少年的毒害吗？这不正是十年浩劫造成的思维方式的一种年深日久的社会心理、民族灵魂中的积垢吗？这正应了当时颇为流行的一个词 ——积重难返，因此作者在对灵魂的拷问中发出了“救救孩子”这个振聋发聩的呼声。

       然而，当时读了小说以后，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篇小说的意义和它的悲剧色彩，只是觉得读到了和以前不一样的小说，像在沙漠中发现了一泓清泉，缓缓注入心底。那是因为当时那早已被锈蚀掉了的灵魂里的积垢尚未被彻底地洗涤和清除掉。而很快读到的另一个短篇，却深深地触动了我的灵魂。那就是卢新华创作的短篇小说《伤痕》。

       《伤痕》是文学以鲜明而强烈的悲剧意识面对历史、时代和人生的第一个产儿。虽然前面有《班主任》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发轫之作，但由于《伤痕》甫一问世就引起了广泛的热情肯定和强烈的社会共鸣，这一思潮被命名为“伤痕文学”。

       小说主人公王晓华，一个从小被妈妈像掌上明珠一样悉心呵护宠爱的独生女，在九年之前妈妈被打成“叛徒”以后，怀着极度矛盾的心理，没有毕业就报名上山下乡。她怎么也想象不到，妈妈这个老革命，竟会是一个从敌人的狗洞里爬出来的戴瑜式的人。而戴瑜，她看过《青春之歌》，那是一副多么丑恶的嘴脸啊！因此，她决意与妈妈决裂。她在离开前，给妈妈留下了一张纸条：“我和你，也和这个家庭彻底决裂了，你不用再找我。”

       整整九个春秋，王晓华一直在孤独彷徨和痛苦中煎熬，忍受着心灵的伤痛以及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她和母亲不通音讯。为了表达她的革命坚定性，母亲的每一次来信和寄来的东西，都被她原封不动地退回。

       粉碎“四人帮”后，她接到了妈妈的一封信，只因家庭地址已变，她才纳罕地拆开一看，竟是妈妈写的。妈妈告诉她，自己的冤案已经平反昭雪了，但身体已在这些年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期盼着女儿能回来一见。

       读着手中的信，她的心一下子激烈地颤动起来：“这是真的？是真的吗？”

       她怀着极度复杂的心情回到上海，当得知妈妈发病住进了医院，她又急火火地赶去医院。然而，妈妈却在当天早上溘然长逝了。

       她颤抖着双手揭起了盖在妈妈头上的白巾，看到妈妈廋削、青紫的脸裹在花白的头发里，额上深深的皱纹中隐映着一条条伤痕，她终于按捺不住了：

       “妈妈！妈妈！妈妈……”她用一阵撕裂肺腑的叫喊，呼唤着那久久没有呼唤的称呼：“妈妈！你看看吧，看看吧，我回来了——妈妈……”

       读到这里,我的内心汹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悲愤，泪水如江河决堤般奔流而下。王晓华，她以人情伦理的扼杀和生命青春的毁灭，证明了一个虚妄的“革命”立场。这是为什么？母亲是被平反了，但作为无法重复的个体生命，她的被摧残的价值何在？我们不能不在心底发出这样的拷问。

       王晓华的悲剧不同于《班主任》中谢惠敏的悲剧——这是主体自我感受到的悲剧。尽管王晓华与谢惠敏有着种种相同之处，比如，她们都曾怀着一腔赤诚，真诚地相信了那些谎言与欺骗，并在实践行为上笃行不二，尽管她们的心灵都充满着灾难岁月里留下的斑斑痕迹，尽管她们的灵魂被欺骗了那么多年，但这一切，谢惠敏是漠然不知，她对一切相异于自己看法的看法都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惊诧和憎恨——受到伤害而毫不自知，“内伤”式的悲剧。而王晓华的悲剧却是她清醒地意识到了的悲剧。她的虔诚被生活无情的亵渎，她失去了母亲，失去了爱情，失去了青春，但失去的永远失去了。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王晓华的悲剧正是如此——美好被毁灭而又无法补偿找回的悲剧。母亲被平反，压出了她的犯罪感；母亲临终前硬撑着想等她回来相见的最后那一点点希望的破灭，又给她带来了终生的悔恨——这就是悲剧典型的命运。

       凝聚着深重灾难的十年悲剧历史，终于靠文学之手掀开了。那是个文学与悲剧相互衷情的时期。继《班主任》和《伤痕》以后，以“伤痕”为特征的悲剧文学铺天盖地而来，傲然巡视着刚刚复苏的新时期中国文坛。《重逢》《命运》《被遗弃的人》《失去的爱情》《我的罪过？》《我该怎么办？》《在小河那边》《谁杀了她》《内奸》《飞天》《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大墙下的红玉兰》《生活的路》《爱，是不能忘记的》《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迷乱的星空》《人啊，人》《啊，人！》《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人到中年》等等等等，一系列悲剧作品蜂拥而至，形成了悲剧意识和悲剧文学的全面辐射，掀起了新时期文艺复兴的悲剧文学狂潮。

       我同许许多多年轻的学子一样，被这股新兴的文学狂潮所吸引、所震撼、所激励、所感动。每日里，在完成功课和学业以后，便一头扎进图书馆里，丝毫不作选择地读着各种文学期刊的各种文学作品。我无需作什么选择，每一篇作品对我来说都是精品，都是振聋发聩的呐喊。我的心，随着主人公的命运而起伏，在悲愤、惊愕、痛苦与浩叹中，不断地接受着对灵魂的拷问和洗涤。几乎每读一篇小说，都能让我泪流满面，常常躺在被窝里回味着不同人物的不同命运，为苦难民族的劫难，为主人公们的悲惨命运而泣不成眠、喟然长叹。

       当然，新时期的人们不能只用泪眼回望过去的悲剧历史，人们想擦干眼泪，带着尚未愈合的伤痕和沉痛的思索，去开拓新的生活。而文学家们也在酝酿着新的超越了，似乎文学从来没有象新时期那样，饱和着激情、亢奋、冲动，甚至疯狂。

       首先，以《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的一批艺术作品以夺目的光辉，升腾于文坛上空，这既是悲剧舞台上的浪漫变奏，也吹响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号角。乔光朴受命于危难之时，奔命于多事之秋，无私无畏、义无反顾，挟着一股特有的雄风，冲进了新时期文坛。中华民族期待着更多的乔厂长以气吞山河的气魄把民族等待了多年的愿望变成现实。文学不负时代召唤，“改革文学”应运而生。《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祸起萧墙》《火红的云霞》《沉重的翅膀》等等，一大批光彩夺目的文学作品，进入了读者的视野。

       与此同时，军事文学的寂寞状态也被打破。《西线轶事》和《天山深处的“大兵”》率先登场。记得当时在读到这些作品时，几乎每一个场面都能让我热泪盈眶，读了一遍又一遍而不忍放手。《西线轶事》在1980年的短篇小说评奖中，以绝对多的得票荣膺榜首。它把一组娃娃英雄们的群像浮雕般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描绘了英雄人物也许不高大上但却丰富多彩的内心生活和感情活动，从平凡中发掘出不平凡，发掘出动人的美和诗意。而《西线轶事》对军事文学审美意识的重大突破，又被《天山深处的“大兵”》移到了和平环境中的天山脚下所强化。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深沉的忧患意识，同时又关照了悲剧的历史和现实。

       《西线轶事》和《天山深处的“大兵”》拉开了新时期军事文学勃兴的序幕，而后军事文学则异军突起，谱写了领骚文坛的军旅英雄诗。从《三角梅》到《高山下的花环》，从《沙海的绿荫》到《射天狼》，都预示着新时期军旅文学的伟大复兴。它们融军人的传统悲剧与时代悲剧于一体，讴歌了悲剧土壤上的英雄主义精神，完成了军旅文学对英雄意识的时代重构。

       事实上，作家们在创作这一系列的伤痕文学或悲剧文学的同时，也在以冷静、严肃的态度去审视历史、反思造成悲剧的深层次原因。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发展和深化。《剪辑错了的故事》《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天云山传奇》《蝴蝶》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相互交错，使新时期文学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深沉的思考、更丰厚的容量、更深刻的蕴含，实现了新时期文学的伟大复兴，和审美意识脱胎换骨的嬗变。

       大学四年很快就结束了。这是我与文学相伴的四年，是文学从荒芜走向兴盛的四年。在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文学不仅完成了它的使命，而且还不断地创造了奇迹。我有幸成为这场伟大文学复兴时期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虽然我不是它的创作者和笔耕者。来到美国以后，几十年浸淫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我甚至连一个文学爱好者也算不上。但大学期间对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广泛涉猎，使文学在我的内心深处烙上了深深的印记。正是对这些文学作品的狂热般的阅读和深刻的反思，在对心灵的无数次的拷问中，完成了灵魂深处的拨乱反正，也因此而完成了对灵魂的洗涤和重构。

       如今，时代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也早已走出了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范畴，文学的视野早已从脚下扩展而延伸至更加遥远深邃、深刻而广阔的历史时空。在时代钟摆的催动下，文学早已呈现出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纷繁世界。正如佛经中所言：“当于七宝池上，作莲花想。令其莲华，一一叶上，作百宝色。有八万四千脉，犹如天画，脉有八万四千光，了了分明，皆令得见。…… 放千光明，其光如盖，七宝合成，遍覆地上。” (《佛说观无量寿佛经》) 然而，当时过境迁后的今日，窥视着悲剧历史黑幽幽，充满血腥和泪光的门洞，我只想说，历史不能忘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这，就是我写此文的目的。

作者简介：
       宋建军，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系1978级。现在美国波士顿ESG公司从事IT工作，加拿大高校文学社会员。

主办：
加拿大高校文学社

独家冠名赞助：
Frontop Engineering Limited

《我与文学》征文文集正式出版：https://mp.weixin.qq.com/s/ApaNpIppxBfgGblueR49G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