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伯即我的父亲，生于1899年，乳名申问，冠名天申。因排行老大，我们也就随堂兄弟姐妹叫他为伯。1981年冬，在我大学临近毕业的时候，我伯病逝了。奔丧途中，我在想，若家里开追悼会让我说话的话，我就要说，我伯一辈子的遗憾，是机会来了没抓住。
家里是传统的祭典仪式，我也没有说这话的机会。因为幼年曾听父亲说西安事变双十二那天，他在西安。“天上不停有飞机，满街是人。都说杨虎城张学良把老蒋扣咧。”然后呢？我觉得有错失机遇的遗憾。当时想父亲若即时放下老牛木犁疙瘩绳，顺着历史开出一个新的路口走下去，人生岂不是另一番新景象？这样回忆一生便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瓜菜棉粮春种夏忙秋收冬藏这样的常数一眼望到底。
毕业后某次回乡邂逅小学语文老师。他问我：“你伯当年办学当校董，知道不？”见我震惊且茫然，便说解放前父亲义务办学几十年云云。哦，我在父亲身边二十多年，没听他提念过，不知道有这事呀！绞尽脑汁的回忆中，只知幼小时父亲冬天热炕上捧着黑底白字的碑帖大声朗读，而其中停顿中几个“嗨”字的感叹至今余音袅袅。我上学前夕，父亲每夜教算盘“九归”，即以123456789分别除以2、3、4、5、6、7、8和9，然后再用除数再乘回来，使数字再规整恢复为123456789。父亲不作讲解，只拨动算珠一个环节，配合念一下口诀“二一添作五，逢二进一十”“三一三剩一，……四三作成七剩二”……我摹仿性强，记忆力好，随之口念手动，连父亲说的“四七归，淌眼泪”也从容跨越赢得夸奖。但这虽贴近却也联想不到他办学呀！还有，小学一年级时，几个大孩子起哄说咱们不念书了吧，于是全班背书包欢快地走街串巷槐树下去玩。还没玩过瘾呢，只见父亲突然来到身边，捉住右手，虎着脸低声：“走！”再一字不吭地领我学校门口后，又斩钉截铁却轻声说道：“去！”这是不怒而威的教育方式吗？噢，突然想起来，父亲曾无意中说学校打围墙的时候，他急催天黑前快把墙立起，把建校的木头全封进去。听说邻村范寨要争办学的资格呢，可不能叫人家把木头拿走。对了，这应该是力士村小学建校的开端。父亲至少是建设者，参与者。若是1920年开办，他22岁，正是放眼看世界的时候，相当于我上大学的年龄了。
大姐来帮我带孩子。我想她是1933年生人，或许知道稍早的事情呢。话题刚起，她便有压抑不住的委屈。说她那时候想去念书，伯不许，说力士村哪有个女子念书呢。再则家里偶有好吃好喝的，就有对门学校的先生来美餐一顿，她只有眼馋的份儿。我又回故乡问大哥，他1939年生，后边的历史可能清楚。他说伯念过两年冬学。义务当校董一直延续到1952年，村学归公办为止。他当时见到政府关于学校的红头文件——当时叫公示——从来都是发到咱们家里。
紧接着三哥把更为细致的田野调查资料给我。他先后邀约张兴仁、张义民、张义长、张志宏、张志栋、张荣轩、张志利、张自慎等村里几个年长者谈办学的事。他详细记录下访谈的时间清早、晌午还是傍晚，地点是村口、井房、谁家门口还是村东地头。这几个分别是19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在校学生。还有一个张涵修是1940年代的教师。诸多碎片化的历史记忆大致勾勒出一个办学的轮廓：在民国以庙办学的新风气中，大约在1920年左右办起了力士村小学。除1929年遭年馑三年停办，几十年书声朗朗余音不绝。耕读传家的园子家捐出20多亩地作为校产。出任董事长的园子家七老汉却超脱逍遥。村里堡子与官道为南社，中村中社，北村北社，西头雷家西社。后来邻村题阁村也介入，似没有校董的名分。每社一个董事，可其他董事或因事忙或因路远而疏于职位。而父亲既热心又家在学校对门，有事招呼方便，拿取工具也顺手，且多年义务掌管庙产旗鼓清器碗碟社火道具之类，顺理成章成为村里似乎唯一的校董。
校董当时候又叫校管。没有实际的权力却包揽所有琐碎的具体事务，如每年底教师薪资多少石麦子啊，如学校墙房路门的残破塌陷裂啊，如校田的经营，如黑板牌擦教鞭等教具的采买，出行阡东、醴泉、咸阳甚至是西安……，总之除了教学业务不管外，其他都归他管要他办。年终给教师发完薪资，又由各社推荐下年的教师，可有一年推荐名额多出一两个，咋办呢？村学当过教师后任阡东完小校长的张自修出主意：考！出题与阅卷者是园子家的张随园先生，他出身诸生，有诗文传世。或许其兄南园先生晋元介入也未可知。南园先生在西安高中任教且是《醴泉县志》编纂人员。记得我当年的老师说，你伯还主持过选拔教师的考试呢。我现在也猜测不出父亲收发考卷时的动作与神情，是选择温故知新启蒙者的庄严意绪呢，还是有一丝虚荣心陡涨的一瞬间？
调查的访谈只是回忆。当时的语境如何呢？忽而读到当时任教老师的诗抄，太好了！这是办学的灵魂人物张随元即晚号北园先生所写。依稀透出办学的一点风貌：
“明月悬树杪，蝙蝠往来飞。院庭清旷地，竹风散暑威。团坐集童冠，言志效雩沂。夜深尚不寐，笑语共依依。”（《中伏夜在村校与诸生团坐》）暑夜清爽，月悬树梢。校园聚谈，师生并坐，切磋学问，表白志向，如诸生侍坐孔子那样，既沉浸文字叙事的奥博纵横，神奇微妙，又憧憬田园审美的相看不厌，悠闲自在。这就是父亲当年任校董的学习氛围么？
“洒扫童蒙紧切功，奉持箕帚漫匆匆。精粗本末原无两，上达即在下学中。”（《晨起观村校诸童洒扫因示》）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为师者观看学生认真而紧张的劳作，联想到对于孩子的教育来说，高远的精神追求与粗笨的劳作践行同为一体，人性的根本修炼与事务的细微末节毫无二致，形上形下涵融混沌，相得益彰。今日来看，这一观念从内心深处涌出并诉诸歌咏，多么优雅！百年前一个乡贤从教者的认知世界如此博大精深，真不简单啊。
了解到这些，我才省悟父亲当年在西安可能是学校事务而并非闲游，他重任在身，不一定要突然转型干什么惊人的事情，而是超越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上，踏踏实实地沉浸于自己的抱负与责任之中。隐隐记得他曾说过去买新型锁还要去西安。他如此寂寞地承担着没有报酬的办学事业，图什么呢？内心深处的第一动力是什么呢？听人说因我的祖父不识字，被一无赖写出并蒸溜做旧的假借契欺侮，愤而自杀以证清白。难道父亲几十年如一日，是暗暗立誓为整个村庄扫盲启蒙么？由一己之复仇升华为提升整个社区文化视野的远见卓识，这是怎样的一个蝶变过程呢？由家乡到西安一百多里路，那时没有自行车代步，一步步丈量着诗与远方的路程，是怎样的沉闷与寂寞哟！
而此后的几十年他为何闭口不谈当年的辛劳与付出呢？一般人会认为那是生命的高光时刻呢。我想或许是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使父亲噤声。他深知自己全身心投入的义务教育那个时代翻篇了，一不小心说出来或许就是原罪。或许正因如此，我想，父亲沉默了半个多世纪没有表达，并没有什么遗憾。我知道每个人都有生卒年月，每个生命都是特定的时间。而我伯以自己的时间刷新了周围不止一代人的时间底色，使之走向世界而熠熠生辉。这是什么时间都说得出的骄傲，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只是我感到深深的遗憾，只初步了解父亲事业的冰山之一角，也还是他去世多年之后。
（2026年4月18日长安居）
作者简介：
张志春，1955年春节生于陕西省礼泉县，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陕西省暨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曾任陕西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九三学社陕西省委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西安市楹联学会名誉会长等。在文学、服饰、对联、节庆、剪纸等领域研究在社会上行业内有一定影响。有《中国服饰文化史》等十余部专著行世：《春节简史》引起《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国内几十家媒体与学者的追踪与研究；《中国服饰文化》入列国家级“十一五”“十三五”高等院校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