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是一条思念的小溪，在风清骨峻的山中，静静地流淌。
所有那些往昔我与父亲的故事，在父亲过世后的这些年里，总是不时地跳出我的脑海，回闪如同昨日，过往的点点滴滴慢慢地沉浸在如丝的思念里，侵入心骨而不能自己。
那时每次回西安探望父母都是和老爸同榻而眠，最喜欢的事莫过于晚上躺在床上，听着老爸娓娓道来。他的述说总能勾起我对老爸过往的好奇，亦或想象着他儿时的生活以及年少的模样。在父与子的问与答中，时光已然倒流，仿佛我还是那个在父母的庇护下仍未长大的少年，快乐和幸福着。
能够记起最早的事，是把家从妈妈的学校搬到爸爸的学校开始的。那时我6岁。文革中妈妈的学校解散，遣散了所有的教职工，教授分析化学的妈妈便被分配到了西郊的制药厂，改行成为一名技术员。妈妈每天天不亮就出门赶公交车上班，天黑后才下班回到家，每日往返需要三个多小时，很是辛苦。所以家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日三餐都是爸爸在操持。想来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的少爷老爸开始练就他的一身好厨艺，让我这个自称大厨的人至今无法超越。
在最初的记忆里，老爸在学校并不是一名教书的老师，而是图书管理员。从妈妈的学校搬到老爸工作的中学后没多久，全家就住进了图书馆。为什么住在图书馆我一直没搞清楚，后来卧聊的时候也忘了问老爸。
那时候我们兄弟两个常常趁着老爸不注意就偷偷溜进图书馆的书库里，在早已封存落满灰尘的一排书架上，踅摸一些看起来有趣的小说藏进房间，晚上把自己捂在被子里，打开小手电筒偷偷地读。住在图书馆的那些日子里，读了很多当时的禁书，如《烈火金刚》《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这些小说打开了我最初的眼界，知道了还有文学和历史的广阔天地。实际上我们这些小动作父亲是知道的，他只是装作没看见，偶尔貌似不经意地说上一句，不要把眼睛看坏了之类的话。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老爸是一名推销员，骑着自行车四处推销校办工厂生产的手摇钻，早出晚归。据说他那些文革前的学生们对他都很好，看到他们的老师来厂里推销，都会很积极地帮忙引荐，和他叙叙旧，他的销售业绩好像还一直不错。尽管老爸的工资被连降了三级，但并不影响他在我哥俩儿小的时候不停地买书。主要是小人书，几乎一有新书上市他总是第一时间买回家来，后来新华书店的售货员和他熟悉了，总会把新书给他留一本。
老爸还给我们订杂志，有本叫《红小兵》的期刊当时很流行，是我小学期间读的最多的期刊。后来老爸又给我们增加了一本《少年文艺》。每到年底，老爸总是把全年的期刊装订成册，看起来就是一本很厚的书。老爸也时不时地督促要求我们把看完的书按时间顺序或大小，码放整齐放进我们的书箱里保存。
我们上了初中以后，每年暑假的第一周，老爸习惯给我们哥俩一些钱，让我们自己进城玩一天，去买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吃点自己喜欢的食物。除了买点零食外，我们买的最多还是书，而钱具体怎么花，花了多少，我们玩回家后他也从不过问。
开始接触国外的文学书籍，包括汉英对照版的国外名著，也都是那时暑假期间自己买来读的，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格丽特·米歇尔的《飘》，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都是我反复读了很多遍的书。
除了给我们哥俩买书培养我们阅读的习惯外，老爸也常常鼓励我们做手工。小时候每当新学期开始，课本一发下来就监督着我们给新书包书皮，春天的时候让我们自己做各种各样的风筝在学校操场上放飞。我三年级以后开始对电子和飞行器很感兴趣，老爸就买了各种各样成套的木质飞机模型让我组装，这些模型都是半成品，有的需要用手锯切割，有的需要用砂纸打磨翼型，很需要耐心和仔细，稍有不慎就会报废组件。
老爸对我玩电子也很支持，从图书馆给我找了一些电子小制作的书让我做参考，常常问老爸要钱去买电子元器件，他也从未拒绝过。我从矿石收音机开始做起，后来做单管再到三管，从单连再到双连，花了家里不少钱。到了初中，我对电子元器件的认识已经远远超过了对一个高中生毕业生的要求。后来考大学老爸作主为我选了电子工程的雷达信号处理专业，可能就是觉得我对电波有基础并且有由来已久的亲近吧。
老爸教育我们的方式，或者说纠正我们错误的方式，与其他家长不太一样。小时候在家里我是个不太听话，总是有错不改的孩子，但有些错我改了且不再犯，都是和老爸别出心裁的教育方式有关。
上小学二年级时，我读到老爸给我的第一封信。起因是受高年级孩子的欺负打不过人家，晚上趁人不备，在后面用板砖拍了人家的脑袋。半夜三更孩子爸带着孩子到家里来论理，老爸不问前因后果就给人家道歉，我在一旁很不愤，不停地说是那孩子先打我。把那俩父子送走后老爸只是让我赶紧上床睡觉，没有责备我一句。第二天我一觉睡醒，就看见枕边的一个信封，打开一看是老爸写给我的。信很长，通篇没有写任何批评我的话，只是说他很生气，生气不是因为我打架，而是我的偷袭和板砖。他说对我很失望，没想到我会做出这样阴损的事等等。我是哭着读完我人生第一封来自父亲的信，信中老爸语重心长的话语让我一生谨记在心。即使后来我练了体育人高马大也从不欺负同学，即使和其他孩子打架我都是手无寸铁。
记得初三毕业那年毕业考试，我的成绩一塌糊涂，暑假后开学第一天，老爸送我一支钢笔说作个纪念，鼓励我加油往前赶。我把玩着钢笔，不经意间就看见贴在钢笔上的价格标签，2.97元，297就是我初中毕业的中考成绩，当时就羞愧之极，无地自容。
当时家住在筒子楼里，晚上比较吵杂，老爸为了我有个安静的学习环境，借了单身老师闲置的宿舍给我用，还给我找了数理化几门课的老师，每周给我补课做辅导。我知道在老爸工作的学校上学，成绩不好，真的会给老爸丢脸。经过努力，高中的成绩还算不错，一直保持在班里的前十名。
高二毕业那年高考的意外失利，又一次让老爸失望了，老爸却自始至终都没有责备我，反而默默地为我准备好了一切，包括计划让我去美国读书。补习那年，老爸没有让我在学校复读，而是强迫我参加校外的高考补习班，免得我过多的见到昔日同学和老师时的尴尬而失去自信。第二年的高考，我的语文，数学和政治三门成绩几近满分，拿到比第一次高考多了近200分的成绩单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老爸的用心良苦。
老爸鼓励我们到外地读书而不是守在家门口，帮我们选大学时建议的全是外地的学校。哥哥便去了老爸的出生地天津，我去了北京。那时妈妈的身体不好，常常心脏病犯了就得住院，老爸就得一个人跑前跑后的在医院照顾她，还要上班带课，那份辛苦和劳累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但他从来不在我们面前提起。
后来我和哥哥都远走他乡，更是没有机会照顾他们，他毫无怨言，在电话里总是说他们一切都好不用挂念，只要我们在外能有更好的生活就是他最开心的事。甚至他住进了医院也不让我们知道，常常是出了院回家很久了，在电话里聊天时才轻描淡写地说上一句。
老爸的兴趣广泛，文学、戏曲、摄影等，他都有所涉猎，同时也鼓励我们积极参与。从小学开始我就在老爸的默许下，用他给我的老古董135相机学摄影，自己冲印照片。
老爸喜欢京剧和其他陕西的地方戏，也经常被陕西戏曲研究院邀请去做新戏的评鉴。我一直就不喜欢戏曲，每次老爸还非逼我陪着他去观看。现在想来，尽管多数时间我都是在剧场里浑浑噩噩，但对陕西地方戏如秦腔、眉户、碗碗腔和汉调桄桄等最基本的了解，尤其是对三秦不同的方言以及古词曲调的最初认识，都是在剧场里陪着老爸看演出时学到的。
老爸是个比较安静的人，我从小就没看到他有过任何的体育锻炼，闲暇时就是一杯清茶、一碟点心、一本书。不爱运动，但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排球迷，女排比赛场场不落地都要看。我老妈曾经是50年代陕西省女排的二传，估计就是受了她的影响，或许纯粹就是爱屋及乌吧。所以我上高中时尽管学习紧张还要面临高考，但他从没反对过我去参加各类体育比赛。
老爸重新回到讲台是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的那一年，当时他已经被安排在教育处管理学生档案，新生分班，刻印蜡版多年了。重新安排他讲课是从晚上给四面八方回到学校，准备参加高考的往届毕业生开始的。上课的地点在学校后面的大礼堂，好奇老爸讲课是什么样子，就在晚上老爸上课时溜进去偷看。昏暗的台下聚集了好几百人，坐在自带的马扎或板凳上全神贯注，而老爸站在舞台中间，那时还没有无线的麦克风，可能是为了讲课方便，或让台下的学生听得更清楚，就用一条红绸带把台式的麦克风十字型的绑在他的胸前，看起来就像个胸前戴着大红花参加表彰会的先进人物。
重执教鞭的老爸从那时起一下就变得忙碌起来，他主动要求从初一的课程开始教起，并担任了初一一个班的班主任。当时的高考被称之为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录取率极低，而老爸任教的中学一直是德智体全面发展，而且升学率在全陕西省高居榜首，吸引着很多市内外尤其是外县各校前来观摩，老爸便三天两头乐此不疲地去上观摩课。
后来我才知道，老爸在文革前就已经是很出名的语文老师，是学校的“八大金刚”之一，在语文教学上有自己的方式和方法，毕业的学生在人文学科方面有所建树的不少。80年代中期直到退休，他组织和指导的学生影评小组屡屡在省市的竞赛中获奖，参加兴趣小组的这些学生中，有些选择文学和影视专业进入大学深造，毕业后大多事业有成。
生我养我、让我永远仰望的老爸，民国十七年出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怀远，锡善堂杨氏第十四世，行七。青少优渥，中年落寂，老年含饴，一生儒雅，一世温良……。
祈望余生依然有父，子如小溪父若山。小溪潺潺，一路欢歌！
作者简介：
杨蓁，祖籍安徽怀远，出生于陕西西安。1987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电子工程系雷达信号处理专业。1997年移居新加坡，任新加坡义安理工学院计算机中心首席科学家。2002年移居加拿大，现任多伦多微电子公司首席工程师、研发部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