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经12年了，但怀念之情时不时地环绕在我的心头。2026年是父亲诞辰106周年。我循着他工作及生活的轨迹，整理了一下我所了解的有关父亲的点滴以缅怀父亲。
父亲是天津人，幼年丧父。依靠我三爷爷的养育，读了大学。并于194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父亲常说：“没有三爷爷，就没有我的今天”，言语中充满感激之情。
在学习期间，父亲还修读过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大部分课程。因此具备兼机械与美学于一身的专业功底。不知道底细的人都以为父亲读了两个大学。这为他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 父亲的工作
1953年，父亲从天津汽配厂被调往长春，筹建新中国第一个汽车制造厂。从此便扎根一汽一辈子。在半个多世纪的工作生涯中，父亲以他扎实的专业功底，勤奋的工作态度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忠实地履行着他的职责，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他的全部力量。尤其是在退休后的二十多年中，放弃挣大钱的机会，默默无闻，发挥余热。
1．新中国第一辆轿车
1951年，在天津汽车制配厂期间，厂领导安排我父亲，希望以本厂新制的四缸发动机为基础，制造一辆轿车。这是厂里从没做过的事情。父亲经过努力，画出了整车效果图和总布置图，并做出了1:8 比例的木制模型，进而与工人们一起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制出了新中国第一辆旅行轿车。当时天津市吴德市长试坐绕天津市区一周。此车现已载入天津市工业史。
2．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
1953年7月15日，毛主席为一汽建厂题词，厂领导安排父亲将题词放大到奠基基石上。父亲以“读帖”深入学习字体，并以照相机放大精准描绘题词，配合工人刻在了基石上。毛主席题词“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是为汽车厂定名，现在一号门前的题词是在原基础上再放大的。
3．第一幅解放牌汽车解剖图在法国巴黎展出
1954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展览会在法国巴黎召开。涉及汽车厂的展示之一是即将大量生产的解放牌汽车解剖图。这张图就是出自我父亲之手。当时一汽正在厂房建设中，还没有投产生产汽车（1956年开工生产汽车），所以没有样车，父亲仅仅依据一份苏联刚寄来的生产图纸（平面图，其中有上万种零件），绘制出了一幅1.5米长，0.8米宽的解放牌载重汽车透视结构图。他是将画建筑结构的方法应用在画汽车上，这在当时是首创。在展览会上外国人一时竟不相信这张图是中国人画的，当确信之后，赞叹不已，说中国人真了不起！
4． 开工纪念章
1956年7月15日，一汽开工生产。在10月17日的全厂大会上，饶斌厂长代表一汽对苏联专家表示感谢，并送给他们每人一枚镀金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开工纪念”章。后来厂里又送给参加建厂者们每人一枚镀铬的此纪念章。这个纪念章的设计者就是我父亲。“中国收藏”杂志2008年红旗专刊上记载了这一有历史意义的纪念章。
5． 一汽商标
一个产品的商标代表一个企业的形象、企业的特点。
由“1 汽”两个字组成、俗称“小蝴蝶”的商标成为一汽产品的“第一符号”。这个商标的设计者就是我父亲。
1956年，解放牌汽车投产后，依据国际知名企业均有自己的商标，并形成品牌效应的情况，厂领导让我父亲为一汽设计厂徽，既商标。父亲凭着他深厚的专业功底，设计出100多种图案。经过反复推敲，最后选定了这个他最为满意的图案。这个“小蝴蝶”的设计，是在变形的汉字“汽”中加“1”，突出了中国汉字特点，同时表明一汽；形似蝴蝶，意为腾飞，同时也有定量标准。此图案优美生动、通俗易懂。一经面世，就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成为了一汽的品牌标志。广泛采用在一汽生产的铸件、锻件及方向盘按钮上，并逐步被采用在整车、房屋，以及一汽的办公用品和出版物上。在一汽工作的外国专家及其友人，把它作为纪念品仔细珍藏。我在2005年回国时，把它印在了盘子上，作为永久的纪念，带了回来，摆放在我家的展柜里。
记得在1985年前后，父亲有一天从厂里拿回来一大堆图案，摊在床上。我问父亲这些是干什么用的，他说是厂里想改换厂徽，从各单位征集来的部分图案，拿回家来看看。爸爸话说得很平静，但我的心里却隐隐地感到有些不快。“小蝴蝶”使用了二十多年，已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心中，甚至成为一汽人工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难道即将被“新生事物”所替代？我怀着一股不服气的心情走到床前，去“审视”那些五花八门的图案。我和父亲逐一地观看着、评价着。姑且抛开个人情感，我当时真的没有发现哪一个比父亲设计的“小蝴蝶”更好。但父亲却说，商标也要更新的嘛。他话虽是这样说，但我此时却感到他心里是非常依依不舍。
经过厂里有关部门多轮的评比、选拔，久经历史考验的“小蝴蝶”依然以她顽强娇美的姿态遥遥领先，再次被确定为一汽厂徽。并于1987年正式在国家注册为“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商标”。
2009年11月11日，在青岛第三界中国商标节组委会与全国各大媒体共同主办的“共和国60 华诞，商标60 盛典”颁奖晚会上，中国一汽注册商标荣获建国60年“最具竞争力商品商标”。这一象征着一汽腾飞的标志，带着一汽人走过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仍飞奔在祖国各地。
据统计，2006年一汽商标的品牌价值为424.21亿元人民币 。
6． 汽车设计工作
1956年2月，一汽首次在设计处任命三个具有大学文化背景的科长（以前任命的科长都是县长等老干部），父亲被任命为设计处车身科科长。当时人民日报还报道了这一新生事物。后来，轿车分厂成立，父亲被调任轿车分厂设计科科长，直到退休。所以，父亲在职期间，组织并参与了所有红旗轿车的设计工作。
（1） 东风牌轿车
1957年下半年，设计处接到第一辆轿车设计任务—东风牌中型轿车的设计。孟少农副厂长亲自领导了东风轿车设计和测试。当时完全是按照苏联的“组织设计”程序。父亲组织并参加了这次设计工作。当时厂里要求车身设计要具有民族化风格，孟厂长提出车头为“龙”的标志，“东风”立体字，车头两侧为“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1958年第一辆东风牌轿车完成，为北京八大二次会议献上了厚礼。毛主席试坐了东风轿车并说：我坐上了我们自己的小轿车了。
（2 ）红旗牌高级轿车设计
红旗牌高级轿车CA-770设计为三牌座轿车，为国家领导用车，也用于国事活动，迎接外宾，是中国民族汽车发展的里程碑。此车技术先进，车型庄严大方，民族风格造型，车内空间实用舒适，并突出后排座的舒适性。此车曾接待尼克松总统等多国领导人访华。此车被国内外所称赞。并一直列入国际上高级轿车世界轿车年鉴中多年。除此之外，父亲在职工作期间，组织并参与设计了近三十种车型，其中包括高级旅游车等。
（3）绝密的“一号工程车”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辞世。之后不久，父亲为毛泽东设计运灵车的那段秘密经历，至今难以忘怀。这便是二十多年后才公之于众的当年一级“绝密任务”。
1977年6月，毛泽东辞世9个月后，一汽突然接到北京的通知：毛主席纪念堂即将竣工，需要一辆运送毛泽东灵柩的红旗轿车，此项重要任务由一汽承担。在当时讲政治的年代里，一汽接到这么光荣的任务，自然感到无比自豪。当时的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亲临一汽轿车厂，反复强调：这不仅是一汽的任务，也是吉林省的任务，一定要无条件地按期完成任务，一定确保万无一失。
第一项工作就是灵车的车身设计。一汽接到上级指示后，厂领导迅速派我父亲火速赶往北京。当时父亲并不知道派他去北京干什么，只是被告知“有任务”。因为涉及灵柩运送工作的安全性，从设计到制造都要在严格的保密状态下进行。就连我的堂哥哥述祖哥出国前专程从北京来长春看望父亲，都被父亲的神秘而感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若干年后仍不时地询问当时的情况。
由于不知道是什么任务，所以父亲没有带任何资料去北京。到北京之后才知道肩负的重任。设计中只有我父亲及另一位与他配合的工程师，若有问题只能请示汽车局技术处的处长，不能找任何其他人，可见当时任务的严肃和神秘程度。由于时间紧迫，他们几乎没睡觉，仅用三天的时间就绘制出两种方案的总布置图和效果图。经过上级有关部门审核批准后，马上回到厂里，由陈辉厂长亲自指挥制造。经过一个多月的通力合作，于8月27日送到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主席纪念堂于1977年9月9日建成。当一汽人得知自己亲手制造的红旗运灵车把一代伟人毛泽东的遗体安全地运抵纪念堂时，他们都长吁了一口气。不久，北京送来嘉奖令和若干枚奖牌，表彰一汽的能工巧匠们。这次任务成为了民族轿车工业又一项零的突破。现如今，在一汽，红旗牌殡仪车的制造已不是什么秘密，它已走向市场，走向大众化。
7． 退休后的贡献
（1）1985年，在一汽工作了一辈子的父亲正式退休了。但他没有在家闲着，仍然心系一汽，无私奉献。
他当时的设想是，绘制整车立体透视结构图，清楚地向人们展示一汽不同车型的内部结构，同时填补一汽的这项空白。在当时，计算机无法完成这样的绘制。而且，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市场和用户对这种图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如果翻开一汽集团公司出版的各种解放卡车、奥迪100轿车、红旗轿车等车型的结构图册（大约2005或2006年之前），其中的整车结构图均出自我父亲之手。
绘制这样复杂而精细的图，对于老年绘图者来说，视力、体力上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每画一张图之前，需要读懂成百、上千张有关整车车身、总成以及主要部件的图纸，并且还要常常去厂里参考实车写生，有时还需反复考察，甚至爬上趴下去看，图纸与实物一一进行校核，一步步记录，并要围着汽车反复琢磨，反复测量。过度的疲劳曾使父亲几次心脏病发作在工作现场，同事们无不为之感动，多次劝阻父亲不要再干了，可他硬是要坚持。一次，在教学生画图过程中，突然失去知觉，昏倒在地，送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是腔隙性脑栓塞。稍加休息，并且服着药，仍然继续教学生，继续画图。他常常说，自己好比一柱香，只要还存在，就要发光发热。
父亲绘图的条件是很艰苦的，几乎都是在简陋的家中进行的。一张老式的写字台、一盏老式台灯、一块旧绘图板。有时还要把几米长的图纸铺在地上，趴着看。当时既是卧室又是工作室的房间，只有13平方米，四、五米长的图纸，打开来足足占了半间房子，于是他把图挂在墙上看，画图时把图板支在床上。由于长期绘制各种细小密集的零件图形，父亲的远视力从250度剧增到660度，而且画图时还需使用放大镜。
退休二十多年来，他先后绘制了CA141、CA630红旗旅行车、奥迪100轿车、CA7220小红旗轿车、CA7220E红旗轿车，CA1111P1K2L2平头柴油载货车，小解放CA1040轻型载货车，CA770三排座高级轿车等整车结构透视图四十多幅，以及各类解剖图上百幅。由于父亲高超的水平及广泛的知名度，退休后，全国各地十几家单位高薪聘请或买他的整车立体透视结构图，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宁愿接受厂里返聘（每月58元，返聘只工作了几年）。90年之前，我住在家里时，厂里送来的画一张图的钱是110元。1990年，他花费大量心血，历时五个月，绘制的整车立体透视结构图，只有600元的报酬。这个数目是当时国内其他地方（上海）价格的十分之一。九十年代中期，一位到访的德国专家看了父亲画的图后说：在德国，各汽车公司都以高薪聘请这方面的人才，因为即使是计算机也难以完成全部绘制工作，所以一张图可以拿到三万马克的酬金。这足以说明这项工作的难度和技巧价值。有关部门做过统计，父亲退休后的工作，给厂里创造的价值高达六百多万元。
也许人们会想，父亲不缺钱。然而他们不知道，父亲患有心脏病，身体虚弱，而且小妹也需要补贴。父亲每月的退休金大部分用于医药费用上。并且子女和亲属还经常给予补贴。父亲完全有条件挣大钱改善自己的生活。而且他本人还有着广泛的业余爱好。他的水彩画多次在厂内参展并获奖。另外父亲喜爱航模、机车模型的设计及制造，对天文、地理、历史、生物及时事均有浓厚的兴趣。不难想象，父亲本可以过一个物质、精神极大丰富的富足的晚年生活。然而，他选择的却是繁琐而单调地画图，一张接一张地、不停地画，不停地为一汽工作着，无私地奉献着。
1993年7月15日，是一汽建厂四十周年的日子，为了庆祝这个节日，父亲忍受心脏不适，整整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精心绘制出一幅一汽轿车长卷，共计收入39种轿车车型。图中还介绍了一汽设计、试制和生产的69种型号的轿车产品，按比例浓缩在一张长3米，宽1米的图纸上，形象艺术地再现了国产轿车的英姿和风采，并赶在一汽出车40周年前夕完成了全部绘制工作，为出车4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更成为轿车发展史上的宝贵资料。接到这幅图的一汽集团公司耿昭杰总经理更是满心欢喜，爱不释手。我也向父亲要了一份复制件，并用中国传统的方法裱糊一新，带到了加拿大，作为永久的纪念。
（2）参加名师带高徒活动
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的身体也日趋衰老，时而力不从心。此时，他迫切地希望在有生之年将自己的技术传给下一代，使之后继有人，从而加快我国汽车工业发展的速度。为此，他曾找过厂里有关领导提议献策。在他的努力下，1998年，父亲终于如愿以偿，一汽集团公司第一轿车厂开展了一项“名师带高徒”活动，使父亲有机会将他的技艺传给年青人。
父亲挑选徒弟很严格，既要求懂得汽车的构造、设计，熟悉车身图纸，同时还要有一定的素描、色彩等美术功底，同时还必须具有创造性及坚强的毅力。记得当时有了解底细的人知道父亲这个画图技术可以挣大钱，就将其子女送来跟父亲学画图，但父亲发现，这个学生并不是学画图的料，结果就没收这个学生。先后又来过几个学生，都不如意。又几经挑选，曹飞舟—原第一轿车厂产品技术科的一名技术员，终于成为了爸爸的徒弟。历时三年多，终于取得了成效。接着，又与另一名工程师培训了一汽红塔云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派来的两名学生。荣获“最佳名师奖”。
在2003年一汽建厂50周年前夕，83岁高龄的父亲，再次挥笔上阵，与徒弟曹飞舟一起绘制了红旗CA7242E6L加长整车结构图，同时绘制了5米长、1米宽的巨幅长卷——《一汽轿车50年辉煌历程》，画面上展示出50辆不同年代、不同型号的一汽国产轿车和部分主要车型解剖图。许多老同志感慨地说：看到了这幅《轿车图》，就等于看到了中国轿车发展的历史，太壮观了！这幅图被复制数份，其中一份被一汽规划处领导挂在了他们的办公室里。当时长卷被装入镜框，5米长的大镜框因无法从门进入，是用大吊车从窗口送入到二楼办公室的。这幅图现收藏于一汽红旗展览馆。
（3）退休20多年，无私奉献，不停的工作，毫不索取。生活俭朴。即便如此，每逢世界各地受灾，如南亚海啸等，父亲都捐钱。四川地震时，父亲拿出1000元捐献灾区，社区工作站领导考虑父亲的实际情况，只收了700元，退回300元，实在不忍心全收。
（4）父亲以他的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及成果，赢得了赞誉，尤其是退休后无私的奉献，使得他连续多年被评为一汽优秀党员，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也给予他表彰和奖励。其中98年获长春市劳动模范的称号，99年获中国老科协科技耆英奖和吉林省老科协优秀科技工作者奖，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离退休职工管理处还曾发出过红头文件，要求各单位在广大的离退休职工中开展向我父亲学习的活动，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的总经理耿昭杰还在一次离退休协会的表彰会后专门和父亲合影留念，以表达对老劳模的崇敬之情。此外，中央电视台、吉林电视台、长春电视台、中国机电报、吉林日报等媒体也相继专题报道过父亲的先进事迹
这幅图是父亲2007年创作的，时年87岁高龄。图的上面是一汽老一号门，下面是新一汽汽车集团公司大门，中间的三排汽车，分别是一汽一次、二次、三次创业的各种代表车型。此图展示出一汽的发展历史及新篇，看后使人感慨万千。这张图也被厂有关领导收藏。“中国收藏”杂志2008年期称此画作为一汽“全家福”。
就是这样一位对中国的汽车工业有着突出贡献的老专家，93年福利买房时，竟拿不出几万元钱买一套当时相对好一点的房子而购买了便宜的旧房子。我在美国的一些亲戚（述祖大哥和方妹）从网上看到了这一报导后，准备凑钱帮我父亲买房。父亲听到这一消息后，赶紧说不行。并且说，旧房子比新房子好，旧房子抗地震。听后真是让人心酸，但能说什么呢？
这就是我的父亲，无论从任何角度看任何事情，无疑都是他的选择。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2019年7月，红旗60年庆典，我在一汽工作的大学同学给我发来庆典会场上一些照片。看到台上大屏幕上的60位红旗致敬人物的名字中，我父亲的名字和一些人的名字已被框起来。看到这些，我泪流满面。这些迟来的荣誉，父亲却没能看到。
二、 工作之余的父亲
熟悉父亲的人都知道，父亲的脾气特别好，从不得罪人。事实上，父亲的确是做得多，说得少，宁肯吃亏。正是他的这种作风，使他逃过了文革一劫。只是说他中庸之道，其他的什么也说不出来。
父亲的脾气比妈妈好。我们家是典型的慈父严母型。父亲前几年对我说：“你们仨都是你妈教育的，我都没管”，这似乎表达了对我们的歉意。听了这话我说，“爸你别这样说，身教重于言教嘛，学你了”。爸笑了。不知咋的，父亲后几年总是和我念叨妈妈的好，说妈妈工作努力，从不出错，说妈妈能干，要强，干净利索。估计是人老了，怀旧。
1、手巧
父亲的手非常巧。由于父亲是设计汽车的，再加上他的动手能力很强，所以家里先后有过的五辆自行车，都是父亲自己买零件组装的，后来还装了一辆摩托车。我还清楚的记得，装完后在街上试车时，我们跟在车后跑，嘟嘟嘟，发动起来，跑了几米就停了，一连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把我逗得直笑。后来因为我们全家必须下乡，就没能最后完成，送给了父亲的朋友。后来父亲又买了个新的发动机，说准备装在我妈的自行车上，结果事情变故，也就没装。
我们小时候乘坐的自行车上的挎斗车，也是父亲自己制作的。先后共有两个，一大一小，小的是草绿色帆布的，有顶棚，里面还有灯，大的是浅绿色漆布的，是敞篷的。当时我和二妹都住幼儿园长托，所以每个星期六父亲就把我们从幼儿园接回来，我俩坐在挎斗车里，父亲骑着车，载着我们回家，有时我们还躺在里面，蜷着腿，心里很是美。现在想起来，父亲是很费力的，要骑行大约四十分钟的时间才能到家。
小时候家里的玩具特别多，除了买的，很多是父亲给我们做的，像小马车、小火车、飞机等，还有许多手工制品。这中间，父亲一方面做，一方面讲给我们，同时我们也动手一起做。长大后，我们姊妹的手都很巧，和这个有关系。文革时，我们学校要求学生家长给学生做红缨枪，长枪等，都是父亲给做的。我的很多同学家长不会做，就只好去买。后来，学校要求学生做教具，父亲给我做了木制的试管架。拿到学校去，受到老师的表扬。
父亲还做得一手好菜。我会做的许多菜 ，很多是从父亲那里学的。我们家里平常做饭是妈妈做，逢年过节或礼拜天，父亲就下厨做些好吃的，像糖葫芦、拔丝地瓜、糖醋鱼、扣肉、蒸糖包等，都是父亲的拿手菜。左邻右舍都知道，父亲做饭一流。以至于多年后，老邻居见到我时还说，你爸爱你们的方式就是给你们做吃的。值得一提的是，我家有一台压面机，可以用来压面条或馄饨皮。当时只有父亲会用，所以我们家就经常吃到父亲做的新鲜的鸡蛋面条或馄饨。有一个星期天，妈妈一个同事带来一包面到我家来，想让我父亲给她压一些面条带回家。因为妈妈单位的同事知道我家有压面机，压的面条好吃。恰巧那天父亲去厂里加班了，只好妈妈试着压，结果压的全是一寸左右长度的，妈妈很不好意思，没办法，那个同事只好拿着那包碎面条回去了。当时我还小，不会压。长大后有了力气，我们都会使用那台压面机了。实际上，那台老式的压面机，比我现在的好用。
2、在农村
1969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砸烂公检法，军事管制，所有的在编职工都下乡，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妈妈在市中级法院工作，下乡也不例外。所以当年的冬天，厂里派车，拉了两卡车半的行装及一些煤和烧柴用的板子（都是汽车厂便宜卖给的），全家踏上了征程。父母的许多书没有办法带走，全都处理掉了，仅仅带上了生活必需品。带到农村去的书，尤其是父亲的画册，放在小棚子里漏雨，全都损毁了，有些书就干脆当柴火烧火了，损失非常大。在农村，大多数五.七战士家都不用上班，在家养猪养鸡种菜。而我父母却在公社和队里参加“一打三反”工作队，早出晚归。父亲当时天天半夜回来路过坟地一事，已在当地传为佳话。因为农村迷信，夜里坟地闹鬼时有发生，所以，没人敢在夜里走坟地。自从父亲破除迷信，夜里走坟地后，当地人也就敢在夜里走了。
值得一提的是，父亲给我们居住的幸福大队绘制了学大寨五年规划图。那是我们下乡一年以后，父亲对当地农村的状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便主动参与到当时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亲自与大队领导制定五年脱贫远景规划，并承担起绘制规划图的工作。
我们居住的双阳县奢岭公社幸福大队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半山区，共有十个小队，占地面积约十平方公里，共有500多块不同形状的地块、河流等。由于是半山区，所以可耕地面积只占40%。在这样的版图上，要绘制出已有的500多间房屋、林区树木、山川、河流，以及规划中的几所学校、水渠、养猪场、养鸡场、果园等，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正因为如此，父亲担当起测量员，同时又是绘图员的任务。当时没有任何测量工具，只是靠着一个手表上的指南针，以高压线铁塔及电话线的电线杆为标杆，怀揣着干粮，头顶着烈日，爬山越岭，以徒步0.7米/步的计量，历时5个月，踏破了两双解放牌球鞋，完成了勘察及测绘。当一张长约两米，宽约一米的“幸福大队五年规划蓝图”展现在大队队部时，干部群众无不欢欣鼓舞。从这张图上，他们仿佛看到了所期盼的美好的未来。当时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睛，给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后来每次谈及此事，父亲仍感慨万千：农民太穷了！
3、学习
父亲爱好广泛，知识面非常广，什么都懂，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我们问父亲任何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数理化史地生，每科都会，而且非常耐心地讲解，从不发火。长大以后，记得家里订的杂志有十几种，像汽车、地理知识、航空知识、铁道知识、舰船知识、红旗、大众医学、人民文学等等，以及一些报刊。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的网络知识，所以，书籍便是我们全家获取知识的唯一源泉。
家里不仅是妈妈抓我们的学习，父亲也是时时关心着我们的成长。小时候，我们的书籍杂志也很多，小朋友，儿童时代，一些成套的小人书等等。文革时，社会上武斗，学校不上课，我们都在家里。但妈妈给我们布置作业，每天回来检查，要求很是严格。文革后期，回校上课，但仍是没什么课业负担，所以，很多女孩子都学着绣花和编织等手工活。我们也不例外，的确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绣呀钩呀，也确实做了不少窗帘和台布之类的。有一次，二妹正在看图钩窗帘，父亲一反常态地将二妹的大图案纸给撕了，二妹坐在地上大嚎啕大哭，我顿时非常吃惊。妈妈则却是不同以往，捡起了地上撕碎的图拼粘起来，还说，孩子好不容易画的，撕了可惜了。父亲则生气地说，整天钩东西，都不学习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我想，我们所取得的学习上的每一收获，真是父母用心血换来的。
2008年，北京奥运会，父亲每天观看电视转播节目，记录火炬传递的城市，最后画了张地图，标注了传递路线及地名，并写了信加以说明，寄给了远在加拿大的我，使我们一目了然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奥运圣火传递路线。
4、后记
随着年龄的增长，90岁后，老父亲腿脚已经不灵了，不得不入住了养老院，小妹也一同入住。当时正好我在国内，帮他搬进了养老院。结果，天天让我从家里拿书过去，小小的屋子，堆了一桌子的书。每天除了看书看电视之外，还观察日落，记录时间，后又绘出曲线，说明四季变化。看电视时，仍是做记录，但字迹已是歪歪扭扭。尽管如此，起初的养老院生活，倒是还算充实。慢慢地，衰老加速，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每年冬天都会因感冒导致肺炎住院，几乎每次都是死里逃生。最后一年冬天，终没能逃过一劫，2014年12月25日，这个西方人合家欢乐的圣诞节之日，老父亲驾鹤西去。所以，每年的圣诞节来临之际，我都是既盼望节日的到来，又害怕这一天的来临。因为，2014年这一天早上的情景，已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无法抹去。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刻骨铭心的东西也会淡化，但绝不会消失。
探寻着父亲近95年的人生旅途，我想，是什么力量使父亲如此热爱自己的职业，并为之倾注了全部心血？
我从他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学习心得中找到了答案。
在长达6000多字的学习心得中，父亲从中国古代文明写起，回忆了他亲身经历的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南联大的艰难求学之路，以及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一直写到新中国成立及改革开放后至今，半个多世纪的亲历见证，一路走来，看到新中国今天发生的巨变，他深感从侵略者铁蹄下站起来后所肩负的责任之重大。正是新中国的崛起发展，提供了他施展才华的机会。正如父亲本人所说：中国的复兴强大需要我们去努力，我们赶上了新中国的复兴，真是幸运。正是这种朴素的感激之心，使得他甘愿为国家奉献。而且，永远满足于现实生活，永远都觉得今天比昨天好的心态，也使得他长寿至九十多岁，仍思维敏捷。由此，二妹挥毫赠老父：知足常乐！
而我，对父亲的评价是：虚怀若谷！
深切缅怀亲爱的父亲！
作者简介：
吕敏，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化学系。在国内一直从事高中化学教学工作。曾参加北京市高中化学实验教材改革及编写工作；曾担任国家高中化学奥林匹克竞赛选拔赛学生的指导教师；移民加拿大后，从事中文教学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