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生于1933年端午节后的第二天，公历5月29日。那是一个属于南昌县南塘徐家的日子，那个临近赣江如今已划入南昌市高新区的地方。爷爷奶奶为他取名时，或许未曾想到，这个孩子日后会走得那么远，却又始终没有离开江西这片土地。
徐氏家族人丁兴旺，爷爷奶奶共生下六男二女。那个年代，养活孩子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两个女儿送了人，一个男孩夭折，最终留下来的，是五个兄弟。父亲排行第五，他却是兄弟中读书最多的那一个。
父亲最初的识字，是在爷爷的私塾里。爷爷是个秀才，不仅是耕读传家的乡绅，也是乡里的郎中。这或许是最早埋下的种子——医者的血脉，从爷爷传到父亲，又从父亲传给了我。我后来也学了医，虽然没能像父亲那样扎根临床，但那份对生命的敬畏、对医学的亲近，似乎是刻在骨子里的。
爷爷在日本侵华时期去世了，那是在整个民族最苦难的岁月。一个早年失了父亲的少年，在乡村里长大，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出南塘徐家，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解放时，家里的成分被划为贫农。这个身份在那个年代意味着清白与可靠，也让父亲得以顺利地走上求学之路。
二
五十年代初，父亲考入南昌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系。那时的南昌大学医学院，是江西省医学教育的最高学府。父亲从爷爷的私塾，一路走到大学的课堂，这条路他走了十几年。
大学数年的学习，父亲是认真的、刻苦的。他深知唯有手中的书本、心中的知识，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江西省胸科医院，开始了职业医学生涯。
那是父亲最为意气风发的年岁。他靠着读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成为省城大医院的医生。如果一切顺利，他或许会一直这样走下去，在省城安家立业，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专家。
但1957年的反右运动，改变了一切。
父亲的同学被冤枉，父亲不是一个沉默的人，他仗义执言，为同学说话。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行为是要付出代价的。“右派”这顶帽子，虽然没有戴，但“右派言论”却也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父亲被下放了。
离开江西省胸科医院，离开南昌城，父亲去了庐山疗养院。庐山，那座以风景闻名天下的名山，在父亲眼中，或许只是一个远离家乡的陌生之地。后来，他又去了第二庐山疗养院。正是在那里，他遇见了我的母亲。
三
母亲那时刚从九江医校医师班毕业不久，分配到疗养院工作。两个年轻人，一个是受委屈下放的年轻医生，一个是刚走出校门的女医师，在庐山的云雾中相识、相爱。庐山见证了他们最美好的年华，也见证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姻缘。
他们结婚了。
婚后不久，八届八中全会召开。政策要求大家到更基层的医院工作。父母亲响应号召，去最需要医生的地方。从此父母亲走遍了庐山脚下的山水与乡村。
他们先是去了赛阳镇赛阳农垦场医院。那里条件差，病人却很多。父亲和母亲两个人，几乎撑起了医院的主要临床工作。就在赛阳的那段日子里，母亲怀孕了。十月怀胎，她被送到九江市妇幼保健院生产。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
外婆从吉安赶来，帮着妈妈带我。那是父母艰苦却也温暖的岁月。一家人在一起，日子就有奔头。
从赛阳，父母又去了海会镇人民医院。在那里，我的大妹和小妹相继出生。父母的担子也更重了。父亲白天看病，晚上还要读书。他始终没有放弃学习，那份对医学的执着，是支撑他在基层坚持下去的重要力量。
1970年，父母又从海会调去了高垅医院。就在高垅，我弟弟出生了。我曾在高垅读小学。那是我记忆中最早的画面：卫生院的白墙，父亲的听诊器，母亲忙碌的背影，还有乡村清晨鸡鸣的声音。
三年级读了一半的时候，父亲做出了一个对我影响深远的决定——把我送到南昌，去四伯父家，在南昌江纺子弟学校读书。那是父亲希望我能接受更好的教育。
四
我在南昌读书的时候，父母带着两个妹妹和弟弟，从高垅去了莲花镇人民医院。在那里，父亲被任命为院长。
父亲是一个善于表达情感的人。医院的同事们都喜欢和他相处，病人也愿意向他倾诉。病人家里穷，付不起医药费，他不催不赶，有时候还自己垫上。他不搞特殊，不摆院长架子，医院的同事们都服他。
父亲极爱运动。每天跑步，一跑就是长距离，十公里常有。无论严寒酷暑不间断。他还极爱骑自行车，常从九江骑到南昌。九江到南昌有多远？一百六十六公里。父亲骑着自行车，一天之内，从九江到南昌。父亲说，骑车的时候，风在耳边吹，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五
1985年，父母调到了南昌江纺医院工作。我们全家终于从九江回到了南昌。那是父亲离开南昌近三十年后的一次回归。三十年了，他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医生，变成了一个沉稳坚韧的中年人。
在江纺医院工作期间，父亲写了一篇论文，被江西省医学内科专业协会看中，邀请他参加在庐山举办的年会。庐山，那是父母相识相爱的地方，是父亲下放的第一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故地重游，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不知道父亲回到庐山时想了些什么。或许，他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想起了母亲年轻时的模样，想起了那些在小道上骑车的日子。
父母在江纺医院工作了将近二十年。五十年的从医生涯——从江西省胸科医院到庐山疗养院，从赛阳到海会，从高垅到莲花，最后回到南昌江纺医院——父亲用半辈子的时间，把脚印留在了江西的山山水水之间。
六
退休后，父亲终于可以歇一歇了。
2001年，我邀请父母来美国探亲一年。那时我在美国麻州留学后工作，妻子和女儿也先一年来到麻州与我相聚。
父母亲来了。父亲还是每天去楼下跑步。我看着他晨跑的背影，心里想，这个快七十岁的人，还能跑得这么轻盈，真好。
在美国的那一年，是我成年后和父亲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一起聊天散步，一起看他未看过的景点。父亲会用简单的英语，手势和微笑和人打招呼。美国人对他很友善，他也很开心。
探亲结束后，父母回到了南昌。我继续在美国工作和生活。我以为父亲还会像从前那样，跑步、骑车、健康地活很久很久。
七
2013年10月，那个秋天，改变了所有的事情。
父亲像往常一样去跑步。跑完步，上楼回家。忽然，他发现自己喘不上气来。那种感觉，对于一个跑步几十年的人来说，是陌生的、可怕的。
父亲去了南昌大学附属医院看病。检查结果出来了——间质性肺炎。
我学医，我知道这个诊断意味着什么。间质性肺炎，那是一种肺部的纤维化过程，肺组织像疤痕一样变硬，失去弹性，无法正常交换氧气。这个过程，不可逆转。
父亲的病情发展得很快。快到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快到我还没有做好任何心理准备。
我找了同学——南昌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副院长，也是呼吸科的主任。我求她想尽一切办法，用最先进的药，找最好的医生。同学帮忙，但医学是诚实的，有些病，就是治不了。
2014年3月11日，父亲在南昌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去世了。
父亲走的时候，八十岁。八十年的人生，他跑了数万公里的路，骑了数万公里的车，治了成千上万的病人，培养了四个儿女，我学了医，虽然没能像他那样成为临床医生，但也算是继承了血脉；妹妹弟弟们也都安家立业，有了各自的生活。
八
父亲离开已经很多年了。
我常常想起他。想起他跑步的背影，想起他骑车的样子，想起他在诊室里低头给病人开处方的样子。
他爱运动，是因为他知道，只有身体好了，才能更好地照顾病人，照顾家庭。他爱读书，是因为他知道，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对得起医生这两个字。他爱他的病人，是因为他觉得，每一个来找他看病的人，都和他一样，是一个家庭的全部希望。
父亲和我都是医生。他走了一条充满坎坷却无比纯粹的路。我虽然没有像他那样扎根临床，但那份对医学的敬畏、对生命的尊重，是他留给我的最宝贵的遗产。
父亲的一辈子，从省城大医院的医生，到下放基层的医生，再到乡镇医院的院长，最后在江纺医院退休。他走了一条很多医生不愿意走的路，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
历史的风浪，他曾经历过；世事的无常，他承受过。但他始终没有丢掉一样东西——医者的仁心。
父亲走了，但他留下的，是那些被他治愈的病人的感激，是他儿女心中永远的榜样，是他用一生书写的医生二字。
赣江的水还在流。父亲的名字，写在那里，写在我心里。
愿父亲在天堂安息。那里没有病痛。他可以自由地跑步，自由地骑车，自由地做一个纯粹的医生。
儿子 谨记
作者简介：
笔名艾子，北美徐迅，本名徐艾南，1985年毕业于原第一军医大学，现更名为南方医科大学。后工作于南昌大学医学院。曾波士顿大学留学与多伦多大学及附属医院学习与工作，现居住于加拿大多伦多市。参加加拿大高校社区活动，为现任南方医科大学加拿大校友会会长，南昌大学加拿大校友会创始会长。加拿大高校文学社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