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梦 • 作者:雪犁

        我本是很少做梦的人,因我总是晚睡早起,似乎尚未进入深度睡眠,闹钟就唱着歌把我唤醒了。也许我的梦过于羞涩,不愿意白日见人,睡醒前就藏了起来。

        然而,人生总归是要有梦的。不然显得很另类。所以假如问我有过什么梦想,我会说成是问我有过怎样的人生规划。依我看,有难度的规划,绝不如做梦那么容易,但也可以花时间去努力,虽然结果不一定如规划的那样,比如,我的医学梦。

        读高中的时候,每天上学路上会经过中山医院急症室,眼睛跟着呜啦呜啦乱叫的救护车往医院大门里瞅,只见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穿梭在医院大楼之间,急促的步伐透出一种自信和骄傲,病人见到他们都会不由自主地让路。

        有一天我的自行车在医院附近下坡时被从横街窜出来的小货车撞了一下,我翻倒在地上,眼冒金星地仰望围观的人,这视角是从所未有过的独特:一个个黑乎乎的脑袋围成的圈里,有一片光亮的天,亮得非常刺眼,我想这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天堂?

        “她好像没死”“她应该没事”“……”。听着人们七嘴八舌的议论着,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被送进医院急诊室的。当晚急诊室里左右两个床位的老人都去世了,当家属拉上白色的帘子,我感觉自己也被围在帘子里了,隔着帘子听着左右两边的哭声,就像是在哭我。好在我骨折的腿,让我在痛感中相信自己还活着。这一晚令我终身难忘,我立志要当医生,救治更多的病人,让他们活得长久一点。

        高中毕业前填大学志愿的时候,我报了医学院,结果全国统考时化学失手,做医生的梦想没有实现。但出国后却心中暗喜,因为很多医生到外国留学都不得不改行,而学财经的我,来到银行遍布大街各个角落的加拿大,找个饭碗是十分容易的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

        和在中国一样,在加拿大生活,我从来不做梦,白天充实地忙着,夜晚总有读不完的书。我总结出来,与其读很高的学历,不如考很多个牌。学历好比华丽的晚礼服,而牌照才是开业穿的制服。每年圣诞节,我总是把积累了一年的假期花在故乡上海,只因母亲在六十岁就得了帕金森病,我心里很明白,陪伴她的时间不会很多。父母来过加拿大三次,在我儿子的印象里,外婆烧的菜特好吃,外公骑自行车骑得超快。他一直记得外公外婆在机场洒泪挥手的瞬间,但他始终无法相信这是永远的道别。父母生命的终点都在故乡中山医院急诊室里,当护士得悉我从遥远的加拿大赶回,便轻问我是否准备好与父母说再见。拉上病床旁白色的帘子,我最后一次感受父母手心的温暖。父母离开我的场景很相似,我多么希望这不是真的,是一场梦。

        到了儿子要报考大学的时候了,究竟是学工程还是医学,我任由他在二十多个被录取的学校和学科里选择,他最终还是选了医学。本科最后一年,他同时修读了免疫学,病理学,微生物学,得了整个系的金奖,被哈佛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双双录取。最终他选了哈佛,他调皮地说,小时候被爸爸抱起来摸过约翰•哈佛左脚的鞋子,他要回去告诉约翰•哈佛,他考上了。

        人们一直在讨论,父母会不会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强加给孩子去实现。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在中国,一张全国大学统考的卷子可以定一个孩子的前途,但在加拿大,高中和大学时期每个学科的分数,是靠很多作业,测试,实验项目,以及考试来累计。没有对科目浓厚的兴趣,是很难有持之以恒的精神去钻研并保持高分的。外公外婆的早逝让儿子对医学又有了不同的理解:前线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对病人的诊断,还是需要后方高科技给予病人检测、手术和药物支持。当人类对癌症恐慌到束手无策的时候,医学早已在尝试放下切割肿瘤的刀,用免疫学去研究人体细胞以及基因突变的根源。

        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我与儿子的导师朱莉•利柏曼博士见了面,她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她七十多岁,对学生非常严格。信奉犹太教的她曾经不批准儿子圣诞节回家过节,结果还是我出面说想让儿子回家过生日,这才唤醒了她的母性和对孩子的包容。毕业典礼后的晚宴是自助餐形式,利柏曼博士跟在我身后排队取餐,与我的拘谨和克制相反,她拿了满满堆高的一大盘食物,从此我对食物与免疫的关系有了新的感悟:人就靠一张嘴进食,为减肥少吃少喝,怎会有能量对付外来病毒的侵犯?

        都说退休之后的梦想是爱干啥就干啥,我选择去读一些和医学有关的科目,满足一下年轻时没实现的医学梦。五十三岁的我重回学校,和一班二十多岁的小姑娘坐在课堂里学护理,主课老师是一位和我年龄差不多大的意大利男人,他总是选我在班上充当病人,让同学把我绑在吊车上晃来晃去,再在病床上把我翻来覆去,让我有幸提早享受到了老年病人被众多热情洋溢的年轻人关爱伺候,估计这是做梦也想象不到的美好待遇。在医院和养老院实习的日子里,我算是真正体验了前线医护人员的辛苦。每天早上五点多钟出门,翻过停车场齐膝高的雪堆,跟在医生后面访问一个个病房,面对病人的焦虑,无奈,生不如死的眼神和哀求,我对肉体和精神互相影响的理解,达到了新的高度。从此以后,我的眼睛里看到的不再是血和人体排泄物,而是显微镜下的各种细胞。我的耳朵也不再去分辨欢乐的笑声和悲哀的哭泣,我关注的是更深的情绪和健康之间的关系。

        冲出心脏手术室的大门,手术医生疾步下楼去医院小卖部买一罐可乐和一大块巧克力,当听到喇叭里叫唤自己的名字,又疾步跑回电梯。医生在周五花了一整天做完的心脏手术,下班时病人还是好好的,周一早晨上班重返病房,床位已经是空的了。这是儿子高中最后两年暑假在多伦多医院实习时候讲述给我听的故事。十年后我讲了另一个故事给我先生听:凡是排队轮到进老年护理院的老人,都不要太挑剔,这个房间和床位一定是一位刚去了天堂的人留给自己的。我相信,天堂应该是梦的归宿。

        医学在进步,很多旧时的梦想都变成了现实。每个人的生命乐章都不一样,谱写高低音符靠自己把握情绪,演奏的速度也由自己调控。依我看,生命的规划,绝不如做梦那么容易,但也可以花时间去享受,虽然结果不一定如规划的那样,可如果不在乎外人的眼光,平淡也是一种幸福。

        也许呢,生命就是一场梦,医院给出了梦的开始,也给出了梦的结束。不管你是否意识到这是一场梦,医学总在那里。

作者简介:
        雪犁,现居加拿大多伦多,加拿大中国笔会副会长。早年留学加拿大,从事金融工作多年。散文《保姆》《不再停留在记忆里》《豪宅里的少奶奶》等作品,被收入加拿大作家散文集,北美女作家散文集等,众多散文曾刊登在加拿大各种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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