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八年有余。岁月如尘，许多往事渐趋模糊，但他在我记忆里的模样却愈发清晰——身影挺拔，往来匆匆，眉眼间常含睿智温和与担当。那些散落在时光里的小事，看似平凡无奇，却如春雨润物，悄无声息地融进我的生命，成为我一生遵循的准则。以下三件小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也道出了我心中独一无二的父亲。
第一件事发生在我八岁那年，大概是1971年的暑假。母亲那时每年暑假都要到集中参加教师培训学习班，家中无人照料，我常随父亲去他工作的公社。记得有一个傍晚，雨后不久，乡间土路尚带泥泞，天色黑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路上只剩下被行人踩出的窄小小径，勉强容自行车骑行。父亲骑着那辆飞鸽二八大杠自行车，我坐在车前的大梁上，紧握车把，感受着父亲透过车身传来的温暖。
突然，对面一辆自行车疾驶而来，双方猝不及防便撞在一起。父亲身形一个踉跄，连忙扶住车，也不忘伸手护住我。待稳住车身，他意识到对方是公社辖区里的一位农民，便连声诚恳道歉。那时父亲已是公社书记，可他没有半分居高临下的姿态，更没有以势压人，只是耐心地安抚着对方的情绪。那位农民态度强硬，一口咬定是我们撞了他，父亲与他逐一检查他的车，确认对方车况无碍后，那人才絮絮叨叨抱怨着离去。直到那人走远，父亲才低头查看自己的车——挡泥板被撞弯了，车链也脱落了，无论如何摆弄都无法骑行。我望着父亲略显疲惫的身影，心中满是疑惑：明明对方也有疏忽，父亲为何执意道歉？后来我才明白，父亲的道歉并非屈从，而是他根植骨子里的善良与谦和——无论身份高低，遇事先为他人着想，把个人得失放在身后。
第二件事大约是1972年，父亲调任彪角公社工作。我们在南小里村隶属田家庄公社，与父亲管辖的彪角公社相邻。一次父亲回家，车后侧绑着一个藤条筐，筐上还粘着些泥土。我好奇地围着自行车打量，追问那筐是干什么用的。
父亲笑着揉了揉我的头，轻声解释说，他如今住队在彪角公社的一位社员家里，平日里下乡工作，便带着这个藤筐。路上若是看到牲畜的粪便，就随手捡起来放进筐里，带回住队的农民家里，当作田里的肥料。我看着那个普通的筐，忽然明白，父亲的书记身份，从来不是特权的象征，而是责任的担当。他没有因职位而脱离烟火，反而俯下身子，融入农民的生活，用最朴素的行动，践行着为他人着想的初心，也让我懂得，真正的尊重，从来都藏在细微的付出里。
第三件事，发生在1976年的大地震期间。我们家在陕西凤翔南小里村，那段时间，唐山大地震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心里都绷着一根弦，对地震的恐惧也如影随形。一天夜晚，我躺在炕上正要入睡，忽然感到身下的土炕轻轻的摇晃，我瞬间惊醒，大声喊着“地震了！快往外跑去！
父母当时刚洗完在院子里乘凉，听到呼喊便和我一起跑到院外。不久，村里的人陆续来到了晒谷场上——那是生产队大家平日劳动聚集的地方，也是最开阔、相对安全的地方。队里的人们忙着安排当晚在室外过夜，商量如何应对可能的余震，母亲也与众人一道忙碌。
可父亲在晒谷场上只待了不长的时间，和生产队的几位负责人交谈后，便转身推起自行车，神情凝重地说：“我得回彪角看看，把那里的防震工作安排好”。我当时心里很想他能留下，但他只叮嘱了母亲几句，安慰了我们姊妹，随后便骑车离去。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忽然体会到“责任”二字的份量——在家庭与职责之间，父亲毅然选择了后者。他不是不爱家人，而是心中装着更多人的安危，先公后私，是他刻在骨子里的坚守。
如今回想起来，我与父亲相处的时光并不算多。他常年在外忙碌，一心扑在工作上，母亲在农村当老师，我小时候便跟着母亲在村里生活。高中虽在彪角，也是聚少离多，之后我在千里万里之外学习工作，就很少在一起了。可就是这几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如点点星光，照亮了我成长的路。父亲教会我，遇事要先替别人着想，要以谦和之心待人；教会我，平凡的岗位上也能绽放担当的光芒，要懂得付出与奉献；更教会我，责任高于一切，取舍之间，要守住心中的坚守与初心。
八年光阴匆匆流过，父亲的身影虽已远去，但他的品格与精神，如同黄土地上的白杨，伟岸而朴实，永远留在我心中并成为我一生的财富。那些零碎的回忆，是我对父亲最深的怀念，也是献给时光的告白——愿父亲在另一个世界安然无恙，他所教我的一切，我将铭记于心，并代代相传。
作者简介：
巨永平，博士，顾问工程师，现为天津大学多伦多校友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