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午清明，返乡陪家父祭祖扫墓。
我的祖籍是福建省浦城县柳家墩，地处闽浙赣三省通衢之地。父亲王锡洪生于1934年，今年已经九十二岁了。他是家中长子，下面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17岁时，他以初中肄业的文化程度，经过建阳师范短期师资培训，于1952年9月23号被分配到崇安县担任小学教师，后来升任学区教导主任。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这个行政县里的中心学区教导主任居然也被作为走资派被打倒，后被下放到武夷山最偏僻的桐木大队的小学工作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虽然桐木当时交通闭塞，教育落后，但民风淳朴，尊师重教，当地群众其实对我们是非常尊重和友好的。桐木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传统的《正山小种》和后来出名的《金骏眉》都产于这里。我的小学教育其实就是从桐木小学开始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我没能读小学一到三年级，当时崇安县是停课闹革命，我就跟在父母身边，看他们被批斗、进学习班，所以1971年我在桐木就直接从四年级开始读书，因农村教室、师资紧张，我们上课是四、五两个年级合在一起上的，小学位于桐木大队三港村的山岗上，晚上父母还要到村里去参加政治学习和批斗会，留我一个人在山上的学校里，我在桐木度过了一年自由快乐的的童年时光，今天还留有许多美好的回忆。1972年父亲调回崇安县教育局，后任小教股股长，负责普及基础教育工作。
父亲走遍了武夷山（崇安县）的山山水水，直到1994年退休，一辈子从事基础教育普及工作，可谓桃李满天下。
父亲的父亲——我的爷爷，也曾担任小学教师。可惜我从未见过他。他于1976年离世，那时我已经16岁了。爷爷除了教书，还开过药铺。家里稍有盈余，便购置了一些田产，雇有佃农。解放后被划定为地主（浦城县当时的政策是人均拥有三亩地即定为地主），1958年又被追加上了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并遭劳改。
在那个极其讲究家庭出身成分的年代，家人几乎从未和我谈及爷爷的故事，也没有带我去过祖籍地浦城县。虽然浦城和崇安是相邻县份，仅相距百余公里，但我直到2014年才第一次回乡拜谒祖坟。那一年，大女儿大学毕业，我们回国探亲，带她去了我的出生地福州、成长地武夷山以及祖籍地浦城县柳家墩，我这才开始了解一些家族的历史。
据《柳家墩三槐堂王氏族谱》记载，我的高祖冠廷公是清朝的贡生：先生讳之栋，字冠廷，邑之柳家墩人也，为缙坤王公梦良之子，梦良公生性倜傥，臂力过人，以武庠生考取第一，而先生则文庠手拔前茅，父子二人，共入黉门。民国辛酉年（1921年），浦城县立中学成立时，先生任中学国文主任兼学监。高祖于1933年去世，享年六十六岁，父亲还未出生，故也未曾见过高祖，但王家重视教育的家风，却一直源远流长。
因为家庭出身问题，父亲一生都十分谨慎低调，认真做人，踏实做事。作为家中长子，他后来陆续将几个妹妹弟弟从浦城接到崇安求学、工作、安家，为我们家族树立了和睦互助的榜样。
为了普及基础教育，父亲翻山越岭，呕心沥血，任劳任怨。闽北地区的崇安县有自己的方言，甚至不同乡镇之间也各有不同，真可谓“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教育，1958年崇安县被评为全国推广普通话的先进县。
解放初期，崇安县人口尚不足十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盲。父亲常常挨家挨户地动员适龄儿童乃至青年人上学读书，崇安也是全国扫盲先进县。这次返乡，许多当年的学生如今也已七八十岁了。听说父亲回来，纷纷设宴叙旧，感谢师恩。父亲至今记忆力仍然很好，与昔日学生见面时，依旧能记得他们当年的家庭情况，让学生们赞叹不已。
父亲虽已九旬有二，除了听力有所下降，身体依然康健，生活完全能够自理，起居规律有序。他不仅是我们家族的楷模，也是整个家庭幸福安稳的根基。
其实父亲年轻时身体并不算好，一生中也曾遭遇过不少不公待遇，但他始终以平和、坚韧的态度面对生活，从不怨天尤人。
1978年7月我以崇安县高考第一名的成绩（总分432）考入浙江大学无线电技术专业，当年离开崇安县时，家中的亲戚似乎并不多。2014年，我的长女从西安大略大学IVY商学院荣誉生毕业，我携女回国探亲，武夷山市的亲戚们团聚，便坐满了整整五桌，五十余人。如今家族枝繁叶茂，不仅女儿感到惊讶，我自己也深感意外。
从高祖到爷爷，从爷爷到父亲，再到今天的后辈子孙，我们家族或许没有显赫的功名，却始终守着“读书育人”的薪火。这份家风，如武夷山间绵延不绝的溪流，静静流淌，世泽流长。
值此父亲节将至之际，愿天下所有父亲都健康长寿、平安喜乐。
作者简介：
王晓鸣，198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年无线电技术专业，分配至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工作，1995年加入中国联通陕西分公司，1998年移民加拿大，1999年起任职AT&T Canada至今，曾任加拿大浙江大学校友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