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海南省五指山南麓的山区茶场,父母均为小学文化。那时候,生活物资极为匮乏,居住条件很差,对外交通也不方便。
小时候,我很向往城市生活。我住的地方,离最近的五指山市(原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首府通什市)也有十六公里远。每次去通什市,我得先从山里走出来,到农场场部大约四公里。然后,搭乘公交车或农场的货车,好运时能搭上场领导的吉普车,大约十二公里来到市里。
通什市有干净的水泥路,有商场、书店、影院和菜市场,还有环境不错的学校,市民的生活显然比农场好很多。我不时跟父亲去到市里的四川老乡家里拜访、做客。他们住着楼房,家里有舒适的多种家具和生活用具,方便又实用,还有抽水马桶。在我十多岁的孩子看来,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暗自许愿,以后能进城里生活就满足了!初中二年级时,我是学校乐队的二胡手。队里有个漂亮的女孩,擅长民族舞蹈,被海南农垦文工团选中,小小年纪便离开了茶场,去到海口市学习和工作。她离开时,大家都为她高兴,这也很让我羡慕,甚至有些失落。我想:何时我也能离开茶场,过上更舒适美好的生活啊!
茶场不仅生活条件差,教育也很落后。除了课本,能获得的书籍很少。茶场中学的教师,都是从广东阳江、广州和潮汕地区来的下乡知青,他们大多是高中毕业文化。因自身文化知识有限,他们都是边学边教。自然,我们所学也不得要领,一知半解。
我读中学那时候,是改革开放初期。我相信学好英语能够更多更好地了解世界。因此,我充分利用家里的一部收音机,邮寄购买了英语教材,跟随唯一能够接收到的云南人民广播电台英语节目,如饥似渴、长年累月地学英语。我的初中和高中英语老师,看我英语学得那么好,又那么自觉,他们教不了我,又不想耽误我,便允许我在课上自习,我很是感激。当China Daily在1981年6月创刊时,我便迫不及待地订阅了该报,成为该报最早最偏远最年少的忠实读者。
我从小身体瘦弱,体力不足,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努力学习,考取大学,离开茶场,开启城市新生活,否则,读到高中毕业后,只能上山下地,无休止地干体力活。那时候我的梦想就是考取大学,离开茶场,去城市生活。受生活环境局限,我的梦想很实际,也不敢奢想。好在,父亲全力支持我的学业,想方设法给我安排补习和学习机会。
1981年高考失利,我补习一年再考,进入大学一本线。第一志愿填报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不料,被刚刚开始在北京以外招生的北京财贸学院录取到工商行政管理专业,为当时组建不久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培养专业人才。尽管不如意,也没有退路了。我心想,能不远万里,去到首都北京上大学,也算不错了。这么一想,感到很兴奋和激动。
北京财贸学院位于宣武区枣林前街,绝大部分学生是北京生源,每天走读。校园很小,一幢五层(后来又加一层)大楼里包含全部教室、图书馆、部分行政办公室;后院设有4-5个篮球场,左侧是食堂,对面是两层小楼,小楼二层是后勤和行政办公楼,一层是澡堂。宿舍在大约500米外位于居民区的单独一栋三层小楼。但学校周边生活设施,如百货商店、电影院、菜市场等应有尽有,生活还是蛮方便的。
本科期间,我学习了多门与法律有关的课程,如法学基础理论、刑法、经济法、行政法,对法律这门新兴学科产生了浓厚兴趣,打算考取经济法方面的研究生,继续深造法律专业。我当时的看法是,在百废待兴的中国,法律作为社会管理的工具,应当很有发展前景;做一名法律工作者,应当很有前途。况且,我也喜欢学习法律知识。
本科毕业当年,在考虑去哪儿读研究生时,我觉得已在北京生活体验多年,希望换一个地方学习和生活。所以,我就报考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法专业研究生。很遗憾,我没能考取,毕业后分配到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没想到,该局以培训全省工商干部为优先,把我们发配到了成立不久的、位于广州郊区的工商行政管理中专学校担任教师。不能在工商局任职的失望,更坚定了我继续考研的决心。当时,在暨南大学任教的经济法教授王河先生,鼓励我报考他的研究生。但我既然已经体验了广州的工作和生活,对前往上海读研的意愿更加坚定。
经过两年多的苦读努力,我终于考取了复旦大学法律系经济法研究生,来到了心心念想的上海深造。上海这座城市的文明、开放和复旦大学的自由活跃的学术氛围,深深地感染了我。在上海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实习时,认识了在那里工作的一些上海老前辈律师,如蒋鸿礼、杨志鳌和吕国跃等,他们温文儒雅的风格,和蔼可亲的态度和他们的专业敬业精神感染了我,也打动了我。在毕业时,我没有什么考虑,便决定从事律师职业。
那时,深圳是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热土,毗邻香港。当我在深圳找工作时,看到港澳电视新闻和节目,觉得既新奇又有趣。尽管浦东开放政策令人振奋,但还是觉得深圳那里更活跃,也能从香港的电视节目中更多地了解外面世界的精彩。所以,在深圳的各家律师所因用人指标紧缺而不能接收更多的毕业生的情况下,我决定先落脚深圳市福田区司法局,待将来有机会再出来,实现我的律师职业梦想。
两年后,在局领导的开恩允许下,我终于辞职下海,与其他律师创办了合伙制律师所,开始了自由职业生涯。后来,不甘心在小所小打小闹,我退伙加入了当时深圳很有规模和名望的星辰律师所,拜郭星亚律师为师,后来成为该所合伙人。
在律师职业小有起色时,我心里潜伏已久的另一个梦想又不断地鼓动我:去西方,看世界。于是,我们全家办了移民,来到了多伦多,开始体验加拿大的新生活。能进入加拿大知名大学读书,始终是我的一个愿望。于是,我申请并成功入读多伦多大学法学院,师从国际投资贸易法著名教授,攻读第二个研究生学位。作为一名外国执业律师,即使你法学研究生毕业,在当时的加拿大也没有什么前途。2001年毕业后,我便立即回到北京,继续从事律师职业。
我当时给自己设立的目标是成为一名从事涉外法律业务的中国律师。经考察,我认为北京的头牌律师所在这一领域具有明显优势。于是,我应聘去了当时以外商投资和并购业务著称的君合律师所。该所不仅在该业务领域领先,而且在律所文化和人文关怀方面也沿用了西方律师所的做法,很喜欢也很受益。在工作一年后,听闻中伦律师所在招兵买马,我便跳槽来到该所,协助提升中伦的涉外律师业务。我后来成为该所涉外法律业务的骨干之一,一干就是十几年。
2014年,由于此前我已是加拿大国籍,律师主管当局对外籍人士在中国执业设置了很多限制,继续从事中国法律业务已经难以为继。同时,北京的雾霾和交通拥堵也非常严重,不适宜继续在那里工作和生活,再加上我在2004年不幸罹患1型糖尿病,也难以继续从事高压力和高强度的律师工作。于是,我们举家回迁加拿大,落脚多伦多西南的美丽小镇奥克维尔。
举家回迁后,年过半百,本打算赋闲养老。可是,在生活安顿下来后,感觉赋闲在家的生活碌碌无为,恐怕虚度光阴。我对众人喜爱的钓鱼、旅游、种花、养草、打猎等也提不起兴趣,也不乐于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为了保持活力和身心健康愉快,我觉得还是重操旧业,捡起律师职业比较切实可行。
好在从大约2008年起,安大略省对外国律师提供了一个本地执业认证的捷径。于是,我又决定回到法学院,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修完了8门必修加拿大法律课程,与其他20-30左右的年轻人一道,备战律师资格考试。律师资格考试涵盖十几个法律领域,连考两天。我这把年纪,考下来,人都糊了,筋疲力尽。第一次考试未能通过,不气馁。再考,终于顺利通过。又经过八个月的LAW PRACTICE PROGRAM实务学习和工作实习,终于在2019年6月入职,成为安大略省执业律师。
在安省执业,我选择了公司法、商事法、房地产法和中加跨境法律事务为我的主打业务。我的意愿是,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尽可能服务好华人社区,同时,多做一些公益服务。过去几年的执业经历,让我深切体会到,正因为加拿大具有民主与法制的优良传统,其法律体系相当浩繁精细复杂,公民的法律意识也很强,习惯遵守并使用法律,所以社会秩序才那么良好。每当我的服务和工作得到客户和社区的认可,我便感到欣喜和满足。
我在安大略省从事律师职业,可说是我的律师执业第二春。好在律师这个行业是个专业活儿,而且不受法定年龄限制,甚至越老越吃香。只要你的身体和脑力允许,你可以执业到老。我会始终保持好奇心、积极的心态和进取的活力,继续我的第二春,为我的律师职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回望过去,我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几乎每次重大考验都经历过一次失败,经再努力才获成功。为实现每个阶段的梦想,我脚踏实地,勤奋而又执着,从不气馁。我很感恩在过去给我支持、帮助和关怀的前辈、领导、朋友和家人,也对我的未来人生满怀信心与期待。
作者简介:
李海青是 H. Lee Law Firm 的创办人,致力于为安大略省和中加跨境交易客户提供安大略省及加拿大联邦法律服务。李律师具有中国律师资格,曾经在中 国大型领先律师所执业近 20 年。李律师热心华人社区的公益事业,现担任加拿大中国高校校友会联合会(CCAA)、复旦 大学多伦多校友会(FUATA)、奥克维尔华人联盟(OCN)、加拿大高校文学社 (CLAHE)等多个非盈利组织的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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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律所败而不馁、锲而不舍的精神令我钦佩!
李律师败而不馁、锲而不舍的精神令我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