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还是秦淮河边的一个懵懵懂懂的中学生。父母都是知识分子“臭老九”，家庭成分也不好，所以当时我的命运就是准备高中毕业后下乡当农民，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番。母亲看着瘦弱的我说你今后下乡恐怕连肚子都吃不饱，还能有什么作为？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在物质普遍匮乏的年代，能读书实在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活法。在“文革”后期和“四人帮”倒台后不久，学校有些图书可以内部借阅了。爸妈是中学老师，可以和管图书室的老师通融借这些书回家来让我读，像《十万个为什么》《科学家谈21世纪》等这些曾经的“禁书”，还有很多文学作品，比如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水浒传》等。有时候父母从工作单位带回家新出的散发着油墨芳香的画报，我如饥似渴地仔细翻看。画报里有大城市和国外的图片，有漂亮的演员。这些都是乡下看不到的。当然，《参考消息》我每期必看，好像对外交事务国际大事颇为熟悉。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可惜，书上看到的世界和我面临的现实相差实在太远。
1977年恢复高考，对于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和经历了“文革”浩劫的国家是一个历史性转变的决策。这也是影响着全国千千万万年轻人命运的大事。那一年，知识分子和科学知识重新得到国家的重视。中央决定立即恢复高考制度，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所有的学校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要全力准备即将开始的高考。学校的标语栏上，立即换成了“努力准备高考,接受祖国挑选”的横幅标语。被覆盖的旧标语“积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依稀可见。
学校组织了层层动员，各班争相表决心，贴出响应高考的大字报。感觉又是一场“运动”：能否考得上是能力问题，报不报名是态度问题。就像空军招飞似的，报名是一定要报的，合格不合格就看老天了。县里派来记者拍照，第二天一篇图文并茂的文章就在当地报纸上出来了：某某中学广大师生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踊跃报名高考。多年后我们再看这张照片，感叹乌泱泱一大片学生报名，最后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圆了高考梦。
恢复高考对于我人生最大的意义在于，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青年不再受歧视，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考试上大学了。知识分子不再是被“改造”的对象，可以昂头挺胸地站起来了。我将来的命运突然乌云散去，我这才有资格做梦。
学校对高中学生进行了摸底测验，区分哪些同学理科成绩较好的编进理科班，其他则进入文科班。我进入到理科班，并被选进了数学竞赛小组。我们开始到处收集数学竞赛的资料、高考的复习材料。很快，我在多次摸底测试中稳居全年级数理化第一的位子。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好，自然就成了受到关注的“尖子”。但是，“文革”给我们学业上的耽误是回避不了的硬伤，许多高中的基础知识都需要重新恶补。通过几个月的恶补，我们匆忙上阵参加1978年的高考。
在等待发榜的日子里，我收到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一口气读完了全文。第一次感觉爱情可以如此高雅和美妙。而这种发生在华侨、高级知识份子之间的爱情更加符合我的“小资”审美观，让我对人生的定位有了向往：我要成为一个知识分子。
那是一个催人向上、争分夺秒的时代。全国都在强调要夺回被耽误的十年，要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是激励无数青年发奋学习的号角。我虽然啥也不懂，但知道做学问很神秘，很值得尊敬，也很难。怎样才能成为像陈景润、华罗庚那样的数学家，或者像杨振宁、吴健雄那样的物理学家？谁也不知道，老师也说不清。但老师说：学海无涯苦作舟。只要肯吃苦，就能成就理想。
高考成绩出来了。我是全校第一，全县第二。那时候是先考试，等成绩出来以后再报志愿。
一天，中学老校长顶着火辣辣的骄阳拿着印着某大学的大信封，兴冲冲地来到我家报喜。老校长说这下你有出息了，大学毕业就是国家干部，拿工资了。左邻右舍的大妈、大嫂们都挤在门口，打着毛线支着耳朵听校长在和我爸妈寒暄。她们叽叽喳喳地插着话，把我们家的所有事都听去了。我们乡镇农村邻里就是这样亲密，没有什么隐私不隐私的。
我考上的是上海某著名大学，也是我填写的第一志愿。爸妈这几日整天笑着，见到熟人满耳朵都是听到恭喜的话。老爸特别给了二十元钱让我去城里买几斤糖果在家备着招待客人用。
人们说话时我没有吱声，只是怔怔地坐在一旁。此刻的我心早已飞离了那个尘土满面的小镇和苍老的秦淮河，憧憬着黄浦江边大学的未来。
盛夏的晚上，我坐在竹椅上纳凉。看着漫天亮闪闪的星星，听着蛐蛐儿和青蛙在草丛中咕咕地叫着，还有大片萤火虫来回飞舞的稻田。夜幕下的大地一片祥和。那时候没有灯光污染，晚上漫天繁星一眨一眨地挂在天上。遐想着就要去喧哗的上海上学了，难免心中时不时流窜着一股股不安的躁动。
转眼就到了新学期开始报到了。下了绿皮火车，上了学校接新生的汽车。
远远地我就望见了大学的校门，一个古色古香顶着琉璃瓦的门楼，旁边还有一对汉白玉的大狮子。在车水马龙的闹市里，它庄严地守卫着高墙后面神秘的校园。
进了校门，熙熙攘攘的路边是各个系新生接待站，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还有送新生的家长，接待的老师和同学们。
在迎面的绿茵茵的草地上站立着伟人招手的雕像。校园的教学楼群隐现在郁郁葱葱的树木中，在微风吹拂中忽隐忽现。校办办公楼外墙爬满绿藤和青苔，几乎看不出墙原来的本色，矜持地展示着它时代的沉淀。深绿的校园，精心维护的灌木花丛错落有致。学校的图书馆小楼精致典雅，似乎在哪部电影里出现过。很多教学楼都是地板和阶梯教室，连黑板都是上下可以拉的。我虽然不至于是刘姥姥进大观园般的感受，但这和我简陋的乡村中学土墙土路的校园反差也忒大了。
我们在经历了“文革”时期的无序放养，到突然恢复高考的恶补，虽然“高分”考进了大学，其实还是一群基础很不扎实，知识面窄，只凭一点小聪明而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然而，历史的大潮将我们推上了舞台，别无退路。日后我们这一群77、78级及后续的79级“新三届”大学生成为共和国历史上影响巨大的一批大学生，为国家改革开放经济连续30年的高速增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后话。
能考上大学是那个时代“幸运儿”。戴着白色的校徽，我们走到哪里都自带高傲和霸气。老师是红色的校徽。研究生们想和大学生拉开距离，他们是橘黄色的校徽。
大学是我正规教育的开始。我系是“文革”后新成立的，我们是系里招收的第一批大学本科生。我们被系里老师们特别宠着。所有的课都是系里最好的老师上。老师们都会说：你们真有福气，赶上好时候了。国家急需人才，无数的科研和领导岗位在等待着你们。你们是高考考进来的，比那些“工农兵学员”强了不知道多少。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辜负时代的期望。
我漫步在浦西的黄埔江边，眺望低矮的浦东。这座东方魔都汇集万千有志青年。我们将会从这里出发，承载着民族和人类的希望，同舟共济远航彼岸。上海一定会成为东方的最耀眼的明珠。此时老校歌似乎在天际回响：美哉吾校，真理之花，青年之模楷，邦国之荣华。校旗飘扬，与日俱长；美哉吾校，性灵源泉，科学之奥府，艺术之林园。实业扩张，进步无疆，为世界之光。
2023年8月
作者简介：
王体，1982年上海交通大学本科毕业。1992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士毕业。长期在加拿大银行业工作。现为加拿大皇家银行（RBC）资本市场部业务主任。CPAC现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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