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78年被录取为中科院研究生，后获得博士学位，被提升为副研究员，并在上海有了自己温馨的家，中国，上海，是我当之无愧的家园。在八十年代那场出国大潮中，研究生同学大都出国了，有的出国回来了，耳闻过人们对我未出国的窃窃私语，我有过不小的压力。上世纪80年代末，我的二十余篇学术论文引起了麦克马斯特（McMaster）大学一位教授的注意，邀请我来他的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1989年12月我也就成了出国大潮中的一员。
初到加拿大
怀揣余下的几十美金在皮尔逊国际机场下了飞机，那时还顶着出国的光环和对未来的憧憬，踏上了加拿大的国土。 己不知前路漫漫，并无大道。
我住下后第二天顾不上十三小时的时差就来到实验室报到，教授和他的博士后、博士生欢迎我的到来是预料中的，这是一种礼节。教授当场通知财务处预付我的当月工资，免除了我的尴尬。
出国潮中来到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学生和学者众多，于是就诞生了华人学生和学者联谊会，简称华联会。由华联会出面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租下了一幢小房子安置新来的同胞作临时住处，我的临时住所就是由华联会安置的，规定只能住几天。出国前我是副研究员，工资一百多元人民币，教授给我开出的工资虽不到两万元，但乘以一个系数，这在当时的中国岂不是天文数字，但当我去寻找租房的时候我从想入非非中回到了现实。扣除房租和各种费用，以我的净收入，住得好一点，吃得好一点，恐怕连回国时买五大件的钱也存不下来，那五大件用现在的眼光看也是要笑掉大牙的。不得已，为节省开支，在学校附近一幢出租房租下了地下室的一个单间，紧挨锅炉房。
我在McMaster大学做博士后一做就是几年。原先打算回国的我，因加拿大科学院（NRC）一位教授曾打算邀请我去工作一段时间，我想这将是一段很好的经历。在等待中由于经济萧条，加拿大科学院的岗位没落实，又错过了回国时机，三年后我方决定定居下来，并把太太和儿子接来。太太原在上海是首批上市大公司财务经理，我们在上海的收入不算低，还时不时得到岳父母的“津贴”，日子过得还算优裕。 她带着儿子奔我而来，来加后只能靠我微薄的工资过着清贫的生活，失落感可想而知。儿子也说从上海来到加拿大犹如从天上掉到了地上。不管多么艰辛，我们既然来了，只能从头来过，扎根，奋斗，创立新家园。
邀请我来的Tony教授来自东欧，在对外开放的初期，西方的教授们对中国的博士水平还有几分存疑，我也只能以自己的工作接受他们的检验。刚来之际，Tony教授一心想进入我从事过的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FC）的核心材料固体电解质的研究领域，但尚无研究计划以及相应的实验条件。 我来后很快帮他建起了实验室，分析了国际上的研究趋势，提出了全新的研究对象。经过一番努力，我们共同发表了系列学术论文，特别是对一种新材料我们发表了全球第三篇，但是第一篇系统性研究报告，在学术界产生了影响，由此他获得了加拿大科学院（NRC）的重大项目。在加拿大NRC项目下达前的短暂时间，Tony研究经费不济，我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继续完成了他的研究课题。我们之间随之建立起了相互信任，在拿到项目后第一时间恢复并提高了我的待遇，我们也在大学附近购置了第一套住房，奠基了我们在加拿大的家。
在与Tony的合作中，他给我提供了平台，我为他学术研究中提供了诸多帮助和直接贡献，我们的关系也从信任到友谊。我每年都会有机会参加美国的和国际的学术会议，由他的研究经费支出。这些学术会议为我打开知识的大门的同时，也为我人际关系开了一扇窗。正因为此，我后来有了很多学术界朋友，特别是美国的、欧洲的。多年后我在美国申请美国绿卡，有美国和欧洲几位知名科学家的推荐，我用三个月的时间走完了通常需一年或更长时间的流程，这是后话。
当我们在加拿大白手起家的同时，儿子的成长使我们得到很大的宽慰。儿子来时小学四年级，由于儿子新来，需要补习英文，必须到有ESL课程但离家远的学校就学，Hamilton市教育局每天提供出租车接送。记得儿子第一天放学回家，当他从出租车上下来，我拉着他的手边走边问他，“感觉怎么样？”，似乎触动了他语言不通的痛处，低声答道，“别问了！”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既来了就走下去！”我从后一句看到了他的倔强和希望。果然不负期望，儿子很快补上英语，一年后回到住家附近入学。后来在以白人为主的初中名校以全校第一名毕业，在毕业典礼上，当他上台接受校长的奖状奖品时，周围的家长们都给我们投来祝贺和羡慕的眼光，此时的我们无比欣慰，我们从头来过的艰辛，流过的汗水甚至眼泪都值了。
在北美，人际关系，依然重要。未必真有人关心你飞得远不远、高不高、累不累，但必须牢记的是，诚信，乃立身之本，自身价值，是职场所需。
第一份永久性职位
太太的会计专业在北美得不到认同，年过四十也不会重进校门，在这种情况下，我如果没有一个永久性职位终究给家庭带来的是不确定性。这在1996年才发生了根本的转折。那年我带着学术报告参加了在挪威Oslo召开的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FC）国际会议，台下听我报告的有一位是来自加拿大Calgary环球热电公司的副总裁Jim。环球热电公司是一家专门生产石油和天然气管线阴极保护电源的公司，当时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90%以上。会后Jim找到我，交谈了很久。他告诉我，他们基于热电原理的设备功率输出已达到了极限，不能满足市场需要。他说他对我的报告很感兴趣，他们有意开拓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技术，作为功率更强大的阴极保护电源推向市场。一旦他们的这一新能源项目确定下来，希望我到他们公司工作。 我们同来自加拿大，自然多了一份亲切感。
过了一年多，我差不多把Oslo的事忘记了，西方人客套的也不少，我也没有过于认真。一天我接到了Jim的电话，他告诉我，公司已将SOFC立项，他将和新项目经理一起来Hamilton，邀请我和Tony 教授共进晚餐。 当然这顿饭吃得很愉快，很投机。事后Jim告诉我，他们邀请Tony教授，一方面希望和他建立起联系，也是知道我对Tony的重要性，希望Tony理解。 就这样不久我就任了Calgary环球热电公司的高级工程师.
来到环球热电公司，我和另外两位来自中国的工程师和一位加拿大人工程师开拓起了固体氧化物燃料公司（SOFC）新项目。在引进并消化了德国国家实验室的技术基础上，我们很快开发了全套适合工业化生产的新技术，成功完成了世界最大汽车部件公司Delphi委托的研制二千瓦SOFC电池堆的合同任务，打出了公司在这一领域的相当高的国际知名度，三年后部门也从我们起步时的数人扩展到一百八十余人。基于公司技术快速发展和我的个人经历，2001年底我收到位于到美国康州的燃料电池公司面试邀请，并于2002年初赴任该公司资深科学家，参与申请，执行美国能源部重大项目。
当我在环球热电公司任职期间，儿子正就读高中，为了稳定他高中学习环境，他们母子留在了Hamilton，我只身在Calgary工作。就在我转赴美国之前的夏天，儿子以最优成绩毕业于所在高中，并录取于滑铁卢大学计算机工程系，为当时加拿大入学门槛最高的校系之一。我回家参加他的毕业典礼时，当他再度上台从校长手上接过表彰证书，太太和我不禁流下热泪，我们创业的艰辛，终于在儿子身上结出了果实。
在美国工作的那些年
美国燃料电池公司原本以碳酸盐熔盐燃料电池著称，起步于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已以兆瓦级大型发电站推向了市场。邀我加入，意在借助我的经历，特别是在加拿大环球热电公司工作经验，申请美国能源部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ECA）重大项目，继而开发出新一代平板型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推向市场，提高发电效率，适应减排二氧化碳，环境保护的需求。我进公司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作为主申请方和协作单位的教授，项目负责人和专业人士共同撰写SECA项目申请书。这就需要准确理解项目招标书，需要用包括学科语言在内的文字准确表达要达到的符合招标书要求的目标、技术路线，可能遇到的问题、预期产生的结果、国际范围的进展、对未来的展望娓娓道来，赢得审阅人的理解，认同，从而迈出成功的第一步。在这一过程中，我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固然重要，我对文学的爱好，写作的能力也发挥了作用。在协同努力下，我们赢得了近千万美元的SECA项目，对公司的意义非同一般，特别是对比前一次申请未能如愿的情况。这也为我其后在公司工作十余年至退休打下了基础。
在成功申请到能源部的SECA项目后，我承担了某些核心技术的研究开发工作，同时负责联系协调多家协作单位的研究开发，并负责收集整理各方技术开发进展，写成技术报告按季度，年度呈送能源部SECA项目管理部门。由于每年都会参加能源部SECA项目进展审议会议和相关技术专题会议，以及经常参加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FC）国际会议，使我开阔了眼界，及时了解到这一领域动态技术进展，并在美国、欧洲，以致国际范围内结识了众多教授、技术专家，有些成为了朋友。
在协作单位大力配合下，公司的SOFC项目进展很快，2千瓦，5千瓦，10千瓦……电池堆相继成功运行，成为能源部SECA项目中最成功，在全球同行中最有影响力的公司。在十余年后退休之时，公司成功长时间运行了20千瓦的SOFC发电系统，这些富有影响力的成果集中了从材料、电池堆、系统设计与测量，以及燃料气体处理等方方面面人员的智慧和艰苦努力, 也有我微薄的心力。
到美国不久，随着工作的展开，我们很快在美国公司所在地购买了住房，我和太太有了一个舒适的家。我和太太在美国的岁月里，儿子在加拿大顺利完成了本科和研究生学业，顺利得到了自己向往的工作。本科期间他每年赢得省最高奖学金，连带CO-OP的工资收入，满足了自身大学经济需求，多次拒绝了我们的资助。我们十分感叹，儿子在上海生活在优裕的条件下迟迟不懂事，到加拿大后目睹父母从头来起的艰辛和拼搏，突然懂事，奋发努力，快速成长，环境真能改变人，造就人。
美丽的家园，温馨的家
由于有了如愿的工作岗位，并有所成就，儿子执意留在多伦多。本来美国公司需要我继续工作下去，考虑到和儿子团聚和其他因素，我们决定在我六十六岁的退休年龄按时退休回到在多伦多的儿子身边，并在离儿子住处相距步行十分钟的距离处安下了家。
惯于在职场挑战自我的我一下子进入退休角色，一度极不适应，以致七十岁时还打算应邀到美国Ohio的一家公司任职，在太太和儿子的规劝，甚至胁迫下我才放弃。为了宽慰我，太太陪我游览了中国的许多名胜景点，和如今的家园加拿大，特别是安省的众多湖岸名镇，使我体会到人生除了事业，还有那么多值得享受人生的地方。
如今我们的家，两个孙子健康成长，每个周末儿子儿媳会带着他们来到我们住处，或全家外出就餐，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每逢儿子儿媳繁忙无暇顾及，或孙子们的小学和幼儿园放假，孙子们自然送到我们处，太太管他们的营养，我陪他们玩乐功课，什么叫含饴弄孙，我有了亲身体会。
晚年的我们，选择了居住在公寓，两个大阳台，特别是楼层拐角的一个成了我的活动场所，种植花木，观天上云卷云舒。放下了一生从事的科研工作，加入加拿大高校文学社，重拾昔日文学爱好，一把椅子一杯茶，阳台又是我为每周主题构思作业的地方。
来到枫叶国，过去的努力化成了纸上的简历。来后穿越过加国的东西，南下过美利坚，从头开始，从谋求认同到有所发展，其中的付出等同于翻山越岭。如把它视为苦，确是不易；如视克坚攻难为磨练，便就释然开怀。要评新家园的功臣，非太太莫属，放弃最多，默默奉献。
所幸来到的是一个异常美丽的家园，在这美丽的家园我们拥有了一个成长中的温馨的家。
作者简介：
黄彭年， 中国科学院78届研究生，博士学位，任副研究员。1989年12月应邀到McMaster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其后先后在加拿大和美国科技公司任职高级工程师和资深科学家。在美加从事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研究开发二十余年, 发表论文六十余篇。现已退休，定居多伦多。
《新家园 新人生》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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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成·TQC第二届加拿大“高校杯”全球征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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