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疫情发生以前，我和老伴第一次踏上加拿大的土地。这里确实是与国内不同的“新天地”。时间不长就发生了疫情，我们只得将就着住下来，后来回去一次，然后又回来，因为我们感觉随着年龄增长，自信越来越差，离孩子太远“有事”就实在不方便。
迄今五年怎么过的？做为一个走向晚年的职业作家，习惯使我时时处在咀嚼生活咀嚼感受的状态。生活是两种：大我与小我。大我是我所在的生存之地，小我是我这个“跳出来”看她的写作者。当然，这种咀嚼是非刻意的、非矫情的。文学写作离不开生活，那是素材的来源。那么，素材来源的地方是个什么状态，每个写作者都会十分敏感而清晰。除非你这位写作者故意装聋作哑，再或者你不具备写作者的素养。一个人有可能做学问很成功，能成为有所发明有所创见的学者或教书育人的教授，但未必是成功的文学创作者，乃至成功的小说家、戏剧家。现实中也没有人非要这么企求和衡量。但做为写作者，离开那个大我，你这个小我很难存在。
因为参加了一个合唱团，有机会参加了2020加拿大（央视）海外春晚，与央视主持人韩乔生、刘玮、知名演员“大山”等人同台演出。有机会见识晚会评选出的2019年全球“杰出华人奖”获得者：技术和管理双料人才Wynn Xie，著名抗衰老美容医学科学双博士曾志，促进加中贸易的郝淑琴，“杰出地产精英”Mandy Gao，最受欢迎美食餐馆“徽小厨”Taste，以及获得“全球杰出华人特别贡献奖”的韩乔生和刘玮。及至转年发生疫情以后，我在参加捐款的同时，又得知多伦多大学终身医学教授王培忠博士发动一部分华人朋友自掏腰包，为国内疫情严重的武汉捐寄了27箱医药用品，其情其景感人肺腑。因为经历了整个国内外抗疫过程，我为此写了好几篇征文，也都被媒体选用，有的还获了奖。我因为参加晨练而结识到一群台湾同胞，其中有来自台湾的大多伦多地区的“促统会”主席、台湾方面曾在美国任职的文化官员，和台湾退休的政府官员等。我早年做过专职“对台宣传”工作，曾经获得天津市委对台办的表彰和奖励，对国内的对台政策十分清楚，于是，现在接触起来气氛融洽，在把握分寸的前提下，共话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因为同文同种又是“蓝营”，大家盼统一的心情是一致的。
而后期我进入基层企业体验生活，则给我带来更多新的感悟与思考。将近两年时间，我走了十来家企业，接触到白人（包括欧裔）、黑人、华裔、印度人、越南人、菲律宾人、阿富汗人、尼泊尔人、墨西哥人、巴基斯坦人、巴西人等等。不同的民族和种族的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是怎么表现的？共性的特点与个性的特点分别是什么？加拿大的国家和企业运行机制是怎样的？这一切自然而然都进入我关注和思考的范围。其间，我写作出版了24万字的中短篇小说集《多伦多华人》和33万字的长篇小说《理想国》，在《天津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打工多伦多》，最近还有一个中篇小说《适者》也将发表。这些作品引用了大量所见所闻和一线生活素材。前者获得2021中国侨联“著述佳作奖”，被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杨百翰大学图书馆、美国俄亥俄州大学图书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所收藏。两本书都是把国内外生活联系起来做综合思考的作品，我们时刻都要维护母国的尊严，这是不言而喻和坚定不移的，但却正因如此，我们愿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心态，以自己的思考说出哪些做法更合理更具长远眼光。《理想国》的主人公曾经做过这样的讲述：“这主义那主义，只要老百姓安居乐业生活无忧，国家平稳发展，就是好主义”。不能喊出一个“正确”的口号、举起一个道德的标签，就可以为所欲为，尤其背后却在谋私，别人还必须赞扬你。各宗教团体与教义都没有这种昭示，马克思、毛泽东更没有这么讲过。
一位早年国民党要人的后代，与我一起吃饭时袒露胸襟：他的亲属都曾经是中南海的座上宾，他也算“贵胄”了，他说，他走过东西方多个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国情做过比较，其中北欧和加拿大更像社会主义。一个“像”字，十分传神，令人警醒。也就是说，那些“像”的国家并没有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他们的体制明明是“资本主义”，你没法肯定他们是社会主义，但他们的法律和方针政策分明是倾向于老百姓的（国内很多舆论反对这种做法，认为西方的“福利政策”养懒人，导致社会倒退）。而一个台湾国民党要人的后代把“好”的社会归结为“社会主义”，这一点足够我们咀嚼好久。首先，他承认社会主义是好的，也就是说，他赞成马克思的立场和观点，因为马克思最主张和看好社会主义；其次，他承认对老百姓好的社会就是好社会。如此说来，他比我们的党员还“左倾”。但他是名副其实的国民党后裔，但也是忠实秉承了国民党原旨的一个后人——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先生不是讲“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吗？可见，一个国家的好坏，不在于你的官员小群体生活得好不好，而在于你的百姓大群体生活得怎么样。这是起码的判断标准。
文学作品最忌歪曲事实和胡编乱造。为了迎合领导而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丧事办成喜事，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为了在国外得奖故意丑化家乡和同胞；再或者无病呻吟扭捏作态“为赋新词强说愁”……那样的作品一是浪费作者心血，二是浪费社会资源，在历史上毫无价值。评价文学作品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放到历史长河中去比较，去看。作家是社会的良心，最应该做时代的记录者。能够有幸推动社会进步，更是作家的造化，但那属于机缘而强求不得。我曾写过《文学双灯，照我前行》一文，里面讲到了作家蒋子龙，他的《乔厂长上任记》就真的引起过社会的巨大震动，对当时人们转变观念推动企业改革起到无法估量的作用。后来国家表彰他，赐他“改革先锋”荣誉称号，真是实至名归。虽然时代不同，这样的榜样没法仿效，但他对社会状况洞若观火的心态与责任感，却是我们应该具备的。再往早推，巴金的《家·春·秋》曾经引导无数封建家庭的年轻人走出自家大院，投入社会洪流，参与社会变革，多年过去依旧令人难忘。
最近华联总会的老年协会、汉语协会邀请我在社区给大家讲述“加拿大多元文化”，一次小小的活动促使我进一步思考加拿大的特点：这个世界第二大的国家，人口仅仅4000万，却有200多个民族和种族，不同的民族和种族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文化背景是天然的矛盾冲突的根源，会造成剪不断理还乱的麻烦。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经写过《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产生了世界级的影响，他指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文明属于精神内核，文化属于外在表现，不同的民族、种族因为具有不同的文明，于是在外在表现上具有不同的处事方法，2001年发生的震惊世界的“9·11”事件，是个典型例子。而高明的加拿大是通过立法，在宪法中明文规定尊重和保护多元文化，并严格执法，才形成当今的稳定局面。不能不说，制定合理、科学的法律法规是个大前提，其次坚持依法治国，便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根本用不着花巨资“维稳”。
有意思的是，我起初打算在国内出版《理想国》一书，找了一个图书公司，他们看了书稿说：书中不允许出现马克思、毛泽东等领袖人物的名字。而我在这本书里进行了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不可能回避马克思和毛泽东。况且，我是站在马克思和毛泽东的立场思考问题。我转而找了美国的一家华人出版社。同样有意思的是，这家美国的华人出版社把书稿交给国内的审查系统做文字把关和审查，然后通知我“没有发现不当言辞”算是过关。事情微妙而讽刺。可能因为书稿题目中有“国”字，而这个字有些敏感甚至“冒犯”。2018年我曾接受任务到河北省冀中农村采访调研一年多，写作了长篇小说《红星谱》，反映1940年到1985年的冀中农村生活，因为涉及了对很多农村政策的思考，被某些人骂作“小爬虫”，不该思考和“冒犯”国家层面的事情，作品在2021年虽经市委宣传部审查通过，但被限制发行。我此时身在加拿大，没办法与他们交涉。这本书其实也演绎了一个道理：不论你是什么政策，是什么名目，是不是对老百姓有益，是个根本评判标准。后来的《理想国》沿袭了这个思路。得民心者得天下，仅仅依靠强权，是长久不了的。做为写作者的个体，十分弱小，被消灭易如反掌，我们应该注意保护自己；而做为具备思考习惯的写作者，能量和作用则十分强大，因为有人害怕阳光和正能量。
回到文章的起点，大我是否理想，会影响到小我。大我怎么表现，自然会进入小我的作品。小我有没有资格思考大我的问题并给予表述？大我是无数小我组成的，没有小我何来大我？那么，大我理应保护小我，而不是一味要求牺牲小我保全大我。当然，大我不好，小我也好不了。大我昏庸腐朽，小我就要受罪。但大我的好不单单是来自小我的顺从和恭维，更来自小我的自身健康和给大我供应营养的健康。不能大我只喜欢胆固醇，你就只给他胆固醇。还需要更多有益的维生素。作家即使被骂作“小爬虫”，该思考的问题还是需要思考，否则就离开写作的行当。2021年，我身在加拿大不能回国，此时我的长篇纪实文学《风雨毛乌素》的主人公获得国家最高奖“七一勋章”，派生的情况是这本书得到再版，而且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把这本书选入“2021中国农家书屋”，转年，中宣部、农村农业部把这本书选入“2022中国农民最喜欢的百部图书”，及至2023年，中国教育部又把这本书选入“中国中小学图书馆重点推荐书目”。我在网上配合他们做了该作的一切。一系列操作让人眼花缭乱。做为写作者当然是高兴的，文学作品最怕没有读者。但我为什么写这本书？
我曾经专门研究“粮食、土地、人口、环境”这一系列相关问题四五年时间。问题起自有人完全否定“计划生育”。而计划生育政策源于上世纪50年代，但强制执行始于1979年。那时把“计划生育”叫做中国的“基本国策”。主张该政策的，国际上有个大学者叫马尔萨斯，中国也有个大学者叫马寅初，而毛泽东曾经驳斥过他们。那么，该不该计划生育呢？1979年中国严格提出“只生一胎”的时候，全国人口是9·69亿，可耕地是14·9亿，人均1·5亩左右。而不同的地区，每亩地可以养活的人数不同，以中国内陆地区为例，每亩地可以养活1·5至2个人。所以，养活一个人大体需要0·67至0·87亩土地。但“养活”不等于致富，单纯种几亩地没有致富可能。而其中一部分土地完全可能种植其他经济作物，未必种粮食，而种了粮食的还有一部分用于工业，并不全是老百姓食用。那么，如何保证每个中国人都吃饱而不出现饿肚子？一方面，需要保住可耕地数目；另方面，人口需“理性”增长。否定计划生育，实际是置老百姓的生存质量与危险于不顾，鼠目寸光的小算盘和胸无民族大局的一己之见。
人类繁殖和发展的数目，有没有上限？首先，要看人们能生产出多少粮食（可耕地够不够）；其次，必须要有清洁未污染的可用水源，人类对于水的需求甚至大过食物；再者，适合居住的环境，若全球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就会让许多陆地淹没，可耕地会随之减少。还有，就是人的生存要求，要不断改善生活，发展经济，就会占用和消减可耕地。最后一个问题：土地沙化，会大幅度减少可耕地。目前全球荒漠化正在呈扩大和加剧的趋势，威胁着全球三分之二国家和地区、五分之一人口的生存与发展。荒漠化面积已达到3600万平方公里，占到整个地球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相当于俄罗斯、加拿大、中国和美国国土面积的总和，而全世界受荒漠化影响的国家有100多个，约9亿人。更严峻的是，荒漠化土地面积以每年5至7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在不断扩大。而中国以每年30万亩的速度在土地沙化。
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当务之急是保住可耕地面积，同时遏制人口的非理性增长，保证人口数目与可耕地数目的合理匹配。若以“人权”“人道主义”的理由废除“计划”，按照个人喜好和欲望放任自流，严重的后果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即使在当今保证18亿亩可耕地红线的情况下，中国的人口数量决定了每年仍旧需要进口大批粮食，一旦这个“供应链”受阻，灾难就是毁灭性的（当然，目前中国的情况是年轻人对生育并不积极）。而地球对于人类的承载量也是有限度的。早在1999年，地球人口已经超过了可承载人口的20%，在2016年，地球人口已经超过了地球可承载人口的70%，远远超过了计算出来的标准。现在很多资源面临枯竭，需要“一个半”地球来承载才合适，“崩溃”距离人类或许并不遥远。再有，曾几何时，“人口红利”之说甚嚣尘上。其实“人口红利”就是被资本剥削后的残羹剩饭，是发达国家忽悠落后国家的话术。其特点就是因为人多而工资低，容易吸引外资，亏待的是劳动者。若是真正实现劳动者工资合理化，人口红利便不复存在。
《风雨毛乌素》正是在思考上述问题基础上诞生的。字数已够，到此打住。祝福所有的写作者！
作者简介：
岩波，原名李重远，中国作协会员，加中笔会会员，加拿大中文作协理事，著有文学作品多部，逾600万字，有的作品获国内外奖项，行销海内外。长篇纪实文学《风雨毛乌素》得到中宣部、农村农业部、教育部向全国大力推荐。
《新家园 新人生》电子版：
https://mp.weixin.qq.com/s/KhyJir5_aZElUj0WL8w1CQ
周建成·TQC第二届加拿大“高校杯”全球征文活动
由加拿大高校文学社和加中经贸文化交流协会再次联袂主办的周建成·TQC建筑第二届加拿大“高校杯”《新家园 新人生》文学作品全球征文活动经过近五个月紧张而有序的工作，现已接近尾声。来自全球百余位作者积极投稿参与了本次高校文坛盛事，可圈可点，可喜可贺！祝贺佳作入选本次征文活动文集的各位作者！
本次活动由“TQC建筑”总裁周建成博士冠名赞助，由迈达金融林延滨总裁钻石赞助，由北美华人健康协会会长王培忠博士以及FOSON橱柜及台面陈亿军总裁黄金赞助，他们的慷慨解囊为本次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的财务保障。本次活动得到了广泛的积极支持和响应，以知名作家孙博 、刘荒田、凌鼎年 、岩波、庞进、万沐 、郑南川、红山玉、尔雅、杨柳等为代表的来自北美、大洋洲、中国大陆的作者们踊跃献稿，把如火如荼的征文活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本次活动共收到小说、散文和纪实作品百余篇，经过编委老师们一丝不苟，日夜兼程辛苦而认真地审核、甄选和校对，最终采纳了符合征文规定的稿件九十一篇。
《新家园 新人生》新书发布会：Oakview Terrace（皇家庄园）, Richmond Hill • 2024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