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

外婆家宅上正埭东首屋里的小太太是个瘦小的老太,大概因为吸烟,嗓音有点沙哑。她的儿子儿媳住在东侧朝西屋子南首,我外婆家的南隔壁。她原本育有两女一儿,小女儿幼年夭折。大女儿嫁给八里外的王家,也早逝,留下两个孩子,一儿一女。
小老太的外孙子叫胜利,很喜气的名字。可是,七岁那年就失去了母亲。

胜利比我大八岁,很爱说话,但是结巴严重。他十六七岁时从福州回来,总要给我说我小时候他抱过我的事。因为我怕他,因为他非要我称呼他舅舅,因为他的结巴,因为他向来顽皮。他的结巴就是小时候顽皮的后果——学北宅陈家的一个结巴的青年说话。他说“红灯记”是“红……红……红……红灯记”。
但是,他确实是我舅舅辈的人。我外婆比较疼惜他,看他孤身一人在老家。
他七岁那年失去母亲。听我母亲说,他母亲因为孝顺,在他外公身患传染病时不离左右地服侍,传染到了,在他外公去世后没多久也得病。然而,很离奇的是,他母亲第一次去世后第二天晚上又活过来了,吓坏了那些守夜的男人们,纷纷窜逃,她家的灶头都被踩坏。后来又活了几个月,真的去世。
胜利有个姐姐,母亲去世后,姐弟俩随父去福州。他父亲在印刷厂工作,原来在上海,后来上海的厂到福州开分厂,他父亲被派过去。他和姐姐都是在福州上的学,姐姐懂事,他因为不好好读书,没少挨父亲的打。后来他们的父亲续了弦,找了一个脾气很好的福州女子。他和父亲感情对立,继母管不住他。就这样继续顽皮,在学校早恋。按照他的话说,到高中一年级,班里男女生自己都安排好对象了。他的女朋友是驻地军区领导的女儿,他父亲得知后不知为何很是恐慌。
他读高一时,姐姐高中毕业,需要找工作。但是街道说他们姐弟俩必须有一个去农村,为了让姐姐留城,胜利决定插队做知青。当时一般的同学插队方向有两个,云南,或者福建沿海渔村。他有第三条路,回乡。
他很愿意回乡,因为可以远离严厉的父亲。他父亲支持他回乡,因为可以远离那个军区女孩。乡,就是我们乡,12大队。那年他十七岁,半大小伙儿。为了有所照应,他父亲安排他祖母预先从上海市区搬回乡下,八里外还有外祖母和舅舅,他父亲就不担心了。
我们老家称知青叫“新农民”,他从小生活在城市,不会农活,到家乡来不是学生学农,而是真刀真枪干活,需要质量、进度甚至产量的。第一个农忙季节是初夏,莳稻。这个新农民干活很认真,每一棵莳下去都笔直,纵横整齐,可是一打水,秧全部漂走了。队长火了,批评他。他干得很累,却没有成功,又遭这一顿批评,也火了,说就是不会干农活,除非把他退回福州。
退回去是不可能的,队长只是退他到乡知青办。知青办无奈,给他安排了一个不需要干农活的岗位,到五四农场的窑厂搬运砖瓦。“五四农场”离胜利家不远,是我们乡新辟的一个区域,退伍军人、知识青年多被安排在这地方。不是真正的国营农场,是良种场,为全乡提供粮食、牲畜、树木的种苗,包括砖瓦。
在窑厂干了一阵,场里育树苗需要人手,他被调到育苗的地方。同去的还有七八个上海知青,他们瞧不起外地来的他,加上他说话不利落。可是,培育树苗他在福州的学校里学过,说话有点“老卵”。上海知青于是组团和他比赛,结果是,他培育的树苗成活率90%以上,上海知青们的只有50%,上海知青们被调去到大田种树的队伍中。
他们培育的主要是水杉树苗,记得有一次胜利到我家,送给我母亲一批树苗。他称呼我母亲为“阿姊”,我母亲并不知道他为何送树苗来。实际上是树苗饱和了,那是他去育苗三年后。家乡很多河沿都种了水杉树,一般都是三四排种成树林。河沿一般是通公路的,水杉树就也成了公路的行道树。现在,40年过去,这些树高大挺拔,开车经过这些公路,很让人赏心悦目。水杉树是落叶树,冬天,我家的那几棵树下种着青菜,每次洗菜就特别费事,因为细小的树叶落在菜叶间,水浸湿了会贴着菜叶。
树苗饱和了,胜利就被安排到种畜场,负责培养种猪苗。每年600头,分三批养。但是,种猪的需求量更有限,很快也饱和了。鱼苗和粮种倒是年年需要,但是前者有人了,后者不是专门学农业技术的人很难做好。
这样,他被安排去养肉鸡,不过养成后要自己负责销售出去。当然,不是随他自由销售,而是让他送到规定的地点——上海提篮桥禽蛋制品厂。他叫卡车司机把鸡送到货运码头,跟船老大交代好数量。然后自己乘坐客船,到禽蛋厂等候,拿回收货单。
这样,到了1980年,他做新农民快六年了。那一年,他听说有政策,女知青可以回城。他想:那么男知青呢?于是和男知青们一起去问政策,乡知青办、县知青办,都没有收获。于是到了市里,那时候,市长姓彭,挺同情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据胜利说市长向中央请示后得到批准,男知青们获得了脱离农村的就业机会。

那时候,改革开放的政策正逐步推行,县里准备组建亚通公司,把上海通茂公司的业务接过来。胜利去参加招工考试,可惜没有考上。他上学,十年动乱开始,没有好好学习文化知识的环境和意识。当年他不服于父亲对他的严厉而毅然决然离开家,回到千里之外的老家,到考场上,他终于明白父亲的殷切心思。

可是,人生不是儿戏,无法重来。

我再一次见到胜利,是前些日子在二舅家。济济一堂的亲朋好友,多数已经认不太出来,大家都忙,也不刻意注目谁。独有一个身材精瘦、满脸渔网一样皱纹的人盯着我辨认,我也就多看了一眼,似乎眼熟,可想不出是谁。后来妹妹问我:“看见胜利了吗?”我一边说没有,一边猛然反应过来,那精瘦的脸,不就是当年小太太的脸型嘛!忙回头去和他打招呼,似乎是第一次称呼他“寄爷”。他脸乐开了,跟我说:前年退休了,住在农场,退休工资比他在福州的同学高,还享受“药保”。
他告诉我,三十九年来,没有忘记亚通公司招工考卷上的那道题:从上海到南京和从南京到上海的两艘船相向而行……会在什么地方遇见。他说当年他自己估计了一下,写了答案。答案是对的,没有步骤,不能得分。
亚通公司是很有前景的企业,胜利失败了,非常懊丧。不久,粮食局招工,不需要考试,没有门槛。他明白这是“收容”,但是因为考试失利的教训,他觉得要抓住机会。他去报名并收到通知,立即就去报到了。谁知,就在报到后几天,他父亲来信说,福州给他家发了就业通知。
但是他的关系已经进了老家的粮食局,无法回福州。
胜利觉得他的人生定局了,反正在老家,鱼米之乡,落后是落后一些,但是安稳,且自由自在。他被安排在五四农场北面的一个粮站上班,离家还是不太远,也就安心工作了。24岁的年纪,血气方刚,精力旺盛。每天早起晚睡,半夜一定要检查了粮囤再休息。这件事有一次被站长发现,上报给局里。局里派人来暗地里跟踪考察,结论是可以提拔。过不多久,胜利被局里的领导找去谈话,领导说了调动岗位升职的意思。胜利谢绝了领导的好意。
领导尊重他的选择,可终究有点责怪他不领情。后有一日又来站里,一起吃饭,问胜利原委。胜利说新岗位离家40里,他新婚一年多,儿子刚出生,想来想去没法兼顾。
领导责备道:“乌官材(傻兄弟),娘子么有势搭你一道(可以和你一起)调过去呀,只要我一个图章!”

那天闲聊,还是他说话多,我几乎插不上嘴。我觉得,他从小爱说话,不只是出于天性,仿佛有别一层原因,隐隐的,我为他感到一种酸楚。
然而,他说现在退休了,也可以常常参加同学聚会,和福州的同学比,他现在的生活还算过得去,我又替他舒一口气。在他说话停顿的空档,我终于插嘴问:“你说话……什么时候好的?”
他又笑了:“回来插队后就不知不觉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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